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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艺术作者:周汝昌-第3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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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参看后文《无所不在》章。

        

        第四章 脱胎·摄神·移生

        太平闲人提出的,《红楼梦)是“脱胎”于《西游记》,“借径”于《金瓶梅》,“摄神”于《水浒传》的说法,浦安迪教授于欣赏之际,也致慨于治中国小说史的人都置之不理。“闲人”的意见,原是针对作书的整体意度而言的,但毕竟也与艺术方面是大有关联,难分难解。因此,讨论一下“闲人”的见解,于本书主题大有用处。

        “借径”之义,上一章内己有了几句说明,因不难理会,此处即不拟多赘。倒是“脱胎”与“摄神”,还须讲求其中意味何在。

        “脱胎”一义,浦教授已有很好的注解。那么,“闲人”单单要说《红楼》是脱胎于《西游》者,却又是怎么一个理路呢?依拙见看来,“闲人”的话,有一半是言谈微中,有一半是为人所愚。

        他的说法,包含着合理成分,因为雪芹的“得想”与“运思”,确实与《西游》有“子母”关系。试看,《西游》主角孙悟空,是由石而生的异样人物,他本来居山在林,十分快乐,忽一日心生感念,俯视人间。眼中落泪,他乃决意到人世上去阅历一遭。结果惹出许多是非,经过了数十番灾难,最后得成“正果”。而《红楼》的主人公贾宝玉,恰好也是由石而生的异样人物,他也是凡心偶动,要到红尘中去“造劫历世”,所谓“自从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正此之谓也。不消多说,即此已可明白“闲人”脱胎《西游》之言,不为无见了。

        但此说的“后半截”的含意,却是不对榫的误解——只因太平闲人并未窥透百廿回程、高本是个真伪杂拼的伪“全璧”,误以此即雪芹原旨了,于是铸成大错。盖程、高等人的思想,全与雪芹违逆,他们将芹书的“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大旨篡改成了二位“大仙”将那块“顽石”最终“引登彼岸”了——完成了封建体系“做人”的两大“原则”之后(一是登科中举,耀祖光宗,二是兰桂齐芳,宗祀不绝),他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成佛做祖”去了!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子回头金不换”的思想“境界”,也就是程、高一流所膜拜的“正果”。张新之遂由此出发,觉得两书的“正果观念”是一致的——即“遗传基因”,即“投胎再生”的真谛了!

        我想在此郑重向读者声辩,这是一个文学史上“最大的骗局”(胡风先生论《红楼梦》语)。雪芹绝对没有这种陈腐庸俗的“人生观”指导他的著作。

        所以我说,“闲人”的脱胎论,只对了一半。

        试看雪芹在卷端的自白——

        无材可与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神传?

        一个“无材”,一个“枉入”,全是“自甘下流”,虽有微叹之音,实无可悔之意,——这和“正果思想”真是胡越寒燠,相去万里!

        在这儿,我引雪芹自白的七绝中,有两个字与流行本不同:一个是“可与”,一个是“神传”,这种校订,详见拙著(与家兄祜昌合作)《石头记会真》,兹不细述。但“倩谁”一句,在杨继振藏古钞本中。实在写作“倩谁记去作传神”。盖原稿作“作神传”,钞者误倒。俗本又以“作神传”难懂、少见,遂又改为“作奇传”。殊不知,“传神写照”,正是雪芹一心要为他亲见亲闻的“几个异样女子”、“闺友”们作艺术传记的宗旨本怀与艺术境界。另一古钞本,在俗本皆作“为闺阁昭传”句处,却清楚写作“照传”,此“照”非误,正是“传神写照”的同一语义(应校订为“为闺阁传照”)。

        这就重要极了!这也就连上了张新之所提出的“摄神”的问题。

        当然,“作神传”“为闺阁传照”,也许主要是指对人物角色的传写而言,而“摄神”却指此部书“摄”取了另部书的“神”而言,是个“整体”精神的意思,略有不同。但蜕形而取神,这个艺术领悟,是通于一切,不分整体与个别的原则命题。

        “传照”误倒为“照传”,又误改为“昭传”,遂成俗笔俗义——旧时的贞女烈妇,要受皇家的“旌表”,立“节孝牌坊”,地方官员礼敬……,这才叫“昭”传。雪芹是没有那种思想的(那倒是程、高一流的“理想境界”)。那么,一讲到“传神写照”的真义,不能不与中国的丹青绘事发生联系。而雪芹的上世与本人,都是精于画艺的,他写小说人物,其手法意境重“神”而略“形”,便定然是理会《红楼》艺术的一大环节,这环节与上一章标出的“奇书文体”是并驾齐驱的“双绝”,堪称奇迹!

        前章只借浦安迪教授的论文而提出文体、结构的美学概念与命题,我自己的具体申论有待于后文再列。同样,本章首先是要标出“传神写照”这个中华艺术中“传人”的原则性理论问题,举例阐释,也是只能留待后文。为什么要分这个“先”“后”?因为多年流行的讲《红楼》艺术如何写人的文章,绝大多数还是“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以及如何“塑造”如何“刻划”的理解与措词,——这些,似乎根源总没离开西方艺术理论,而于中华文境,关涉无多。这种情况,恐怕未必即属全然足以取法的唯一途径。因此,“返本”于中国自家的“敝帚”、“青毡”,倒可以增添一些自信自豪自尊之感。

        依据古人品第,中华绘事题材甚繁,而“人物”总列首位。如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1〕,即明白标列: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

        在他之前,唐人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说: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仪形。

        六朝梁、陈时姚最《续画品》自序云:……故九楼之上,备表仙灵;四门之墉,广图贤圣。云阁兴拜伏之感,掖庭致聘远之列(误作“别”)。

        在他之后,如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圣朝名画评》,皆开卷即列“人物门第一”类。徐者无烦多举。这就是常言能闻的“画鬼易,画人难”,而画人确是自古以来绘画中最重要的题材与功夫造诣,昭然于中华艺史,不必争议了。

        那么,画人的难处与奥秘,究竟何在呢?上引《唐朝名画录序》中有两句极关重要的说明——夫画者,以人物居先。……前朝陆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固为难也。……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

        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自古以来,画人之奥秘的第一次解说阐释,而这对雪芹的写人(与画人同理),关系至深至切,懂了这条画理,则对《红楼》艺术的魅力何自而生,思过半矣。

        这就是,请你认清“生”、“质”、“神”、“照”四个大字。

        要解这个古遗“密码”,须明骈文对仗之妙。试看,上句于“生”、“质”用的是“移”、“动”二字,下句于“神”、“照”用的是“凝”、“定”二字,上动下静,对照分明。我的体会是:画人之际,先要将那人的生气与内质“搬”到了自己的心中意中,彻底了解了他,然后得到了他的神采之所聚处,这才“抓住”了他的真容——即“照”是也。而“移”之与“动”,也许又包涵着“第二道工序”,即把这种体察领悟出来的“生”、“质”、“神”、“照”一古脑儿又“迁”到了缣素褚纸之上—那所画之人才不但是“维妙维肖”,而且能“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这就是说,中华绘画,特别是画一个“活”人,并不是脱离形貌,但尤其特重神气、神采、神韵。没有神的人物画,是无论怎么“像”那个被画之人,也是个“死尸”,也是没有艺术价值的下品,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画艺。

        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的写人,就完全是体现了中华绘事的精义真谛。得其三昧。更由于雪芹作书用不着丹青勾染,只用文字,于是他就更得意于一个秘诀:在外形表相上,极其“惜墨如金”,一概是寥寥数语,“交代”一个笼笼统统、似有若无的“亮相”,便再也看不到他怎么写那人的相貌细节,而专门是在“神”、“照”上用功运笔,摛藻献才了!

        如不信此理,那么请你回答:林黛玉到底生得什么形容?史湘云又长得哪般外貌?主人公贾宝玉,有个“清晰”的“相片”可以端出来,昭示于人吗?通通没有。有的全然是些“虚无缥缈”的神采气质,而雪芹的神奇本领却正是“凭”这个让你如见如闻,音容笑貌,活现在他纸上与你心中。

        这就是“形”与“神”的一种文化观照,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感受机能与境界。

        因此,讲说《红楼》艺术,特别是传人造境的高超神妙,就很难只用时下流行的那些“形象塑造”、“心理刻划”、“描写逼真”、“分析细密”等等文艺观念来“说明”他,表彰他,因为雪芹写书,是中国人想中国事,不会像现代人时时夹杂上西方的文化理论。现在一般青年人,心中目中除了“塑造”、“刻划”、“描写”这套词语概念之外,几乎不知还有别的道理,拿它们来“套”一番《红楼梦》,有时真是如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之安在,雪芹之伟大何来,甚至以为中国的曹雪芹并不真懂文学艺术。

        让我讲一个故事来打比方,再申“形”、“神”之理。

        在唐代,大画家辈出,被推为“神品”第一的,名叫吴道子,神品第二名名叫周昉。二氏画人,冠绝古今。画人也兼包画像——肖像画。还有一位叫韩幹的,也以画马画像出名。有一次,富贵造极的郭令公(子仪)的女婿赵纵,请韩幹画了一幅像,很是酷肖。后又另请周昉也画了一幅。等到郭令公的女儿回娘家省视时,老令公就将二画悬起,问她:“所画何人?”她答:“赵郎也。”又问:“谁画得最像?”郭女士答道:“两幅画得都很像,后一幅更好。”令公又问:“何以言之?”又答: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老令公初不能分其优劣,及闻女儿之言,乃定高下,问是谁笔,乃知周郎,于是厚礼赠馈之。

        这个故事,简直好极了!非唐人不能记述如此生动真切!韩幹是谁?就是诗圣杜甫在名篇《丹青引》咏过的将军曹霸的【创建和谐家园】,曹将军专擅画马画人,但老杜批评说:“韩幹画肉不画骨”,索然无复生气,毫无骏马的神采!(画马如此,则画人不言可知矣。)两相对勘,则韩幹确实是个下材,只会“抓”外表,“照搬”状貌——即皮毛而已。

        巧极了!曹将军正是雪芹的唐代先世同宗的大画家,老杜为他的暮年晚景之落魄而深深慨叹,而雪芹好友敦诚赋赠雪芹的名句,开头正是承接老杜而言: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

        叙述到此,真使我感从中来,百端交集!一方面是中国的艺术血脉,触处通联;一方面是雪芹的艺高命蹇,正与曹霸一般无二。他之写人高绝,绝非偶然,这里大约也有一种“遗传基因”在。我这样说,并非戏言之意。(关于雪芹世系,拙著多处皆论及,可参看。)

        如今再回到郭令公的女儿赵夫人的话上来。她说,周昉所画,所以超过韩绘,在于他能“移其神气”。请把这话和上文所引“移生动质,凝神定照”二句再来合参互印一下,我想就不难确认,这“移生”、“移神”是画人的至上精义,也就是写人的至上精义。雪芹写人,专在“移其神气”,得其“情性、笑言之姿”。这就是中华文化审美层次的最高境界。所以,雪芹在开卷原来写的是“作神传”,而不是“作奇传”。认“奇”就涉失了《红楼》艺术的本真,走向岔路。

        《淮南子》有两段极为精辟的“画论”,他说: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寻常”是丈尺度量——距离。只知谨细于微琐的毛发,遂至迷失的是整个儿的体貌。这是一层。再一层就更加重要:画个美人,粉艳脂红,柳眉杏眼,可只是个“娃娃脸”,而人看了并无真正动人的妍媚。画个勇士,豹头环眼,狮巤虎睛,然人看了不觉其雄武逼人。这是由于何故?淮南子指出:只因主宰形貌的那个“内质”没有了,只是空壳而已!(“君”,动词。)

        什么是主宰形貌的那个内质呢?这就有许多词字都在表达:神、气、韵、生、灵……。就是“移生动质”,“凝神定照”,“移其神气”,“气韵生动”(谢赫首创绘艺“六法”之第一原则),也就是俗言所谓的“灵魂”。就在活人而论,相术上也有“目大无神”之说,何况艺家画人——这所画之人都非寻常猥琐之辈,岂能失掉那“君形”的主宰?

        实际上,这些问题还在今日艺苑普遍存在。醉心于外洋流派的作家画者,只在“谨毛”上用心思(即“描写”、“刻划”……)。戏台上,小旦小生的化妆,面美而不可悦,目大而无点神,比比皆是。面对这些现象,益知雪芹的写人“秘诀”,并不复杂,而不过两条:一,不谨毛而失貌;二,不规形而亡神。这就是“传神写照”的中华一切文学艺术的总原则,大精义。

        宋代大诗人陈师道,见过两幅欧阳公(修)的肖像,一藏其家后代,一藏苏东坡,二家务各以为自己的那幅好。陈师道评曰:“盖苏本韵胜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韵。失形而不韵,乃所画“影”尔,非传神也。”这论肖像画警策之至。合而言之,“神韵”不离;分而言之,先须神传而后韵出,盖韵者神之所生,而特有文化素养之表现也。而肖像一类之外的画人,更可知了〔2〕。

        读《红楼梦》,大家都有一个“共感”:提起书中某男某女,无不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可是若问他(她)的“模样儿”,谁也说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交代”过。男的不必说了,就连黛、钗、湘三大女主角,前两个还有几句“亮相”式的交代,而湘云则连那也一字皆无!然而湘云也如“活”的“欲出”。这是什么道理?有些只会讲“形象塑造”的,就没了办法来解说——因为她根本没有“形象”!

        这才是本章要讲这些中国绘画之事的用意所在。不然的话,就必然会使读者疑问:讲这个,又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此处,方知雪芹写人,绝不谨毛,亦不规貌,满纸悉是神采气韵——这方是中国所说的“【创建和谐家园】”的“真”,亦即“写照”的“照”。

        脂砚斋批语说雪芹只一二句间,即“追魂摄魄之笔!”正是此义。

        【附记】

        杜甫诗所云“画肉不画骨”,骨不可作“骨头”“骸骨”理解,“骨”是中华艺术上的一个术语,意谓“风骨”、“神骨”、“骨气”,即神采气质。这点十分重要,却易误会原旨。

        〔1〕《唐朝名画录》,又名《唐朝画断》、《唐画断》,是仿张怀瓘《书断》的命名,故其序云:“以张怀瓘书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按即先分上中下三等,然后每等之中,再分上中下,如“上上”、“上中”……共计为九等。)这就是以“九品”定级的中华传统,直接影响到雪芹的“钗品”等级法。参看第二十九章《结构的新义》。

        〔2〕本章借画论文之写人,重在遗貌取神这一要义,唯其是文而非画,理更可思。若在画艺而言,则亦不过强调形之与神,总须兼备,必不得兼。宁可取神,而决不可徒形而无神,而非谓绘画可以完全不顾形貌。故凡涉艺理,须善会其旨,而勿以辞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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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用绘画来比喻雪芹写人的精义所在。本章则用歌唱与书法来比喻他的用笔的奇迹。

        自有《石头记》以来,最早在艺术角度来评赏的,莫过于戚蓼生的那篇序文、他写道: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

        他这篇序,堪称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奇文。这奇文,移之于任何另一部书,也绝不适用,只能是《石头记》,才能对榫。这是人类文字写作上独一无二的最难相信的奇迹!可是,戚先生真真感受到了,并且真真说到“点子”上了!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佳例良证,洵不虚也。

        他举例说: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这儿,所谓微词曲笔,允宜善解,盖此等最易滋生误会,引入“索隐”一派,前代之例已多。倒是注此写彼,目送手挥二句,实关重要——这有待下文稍加申绎。他接云: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

        所举四例,质类并不雷同,也待析解。于是他又总结一段赞叹说: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

        雪芹这枝妙笔,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之奇,致使戚先生惊得目瞪口呆;而称奇道异,竟不知如何措一新语方可表达,只能又凑出一句——“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比拟,将左丘明与司马迁二大历史文学家拉了来,聊以充数。(当然,他始终以历史【创建和谐家园】来比喻雪芹,也不是不值得注意的一个要点。)

        好了,这儿又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问题。连同“注此写彼”、“目送手挥”,我们合在一处,看看其中所包涵的艺术要义,到底都是些什么?

        注此写彼,有无出典?我愧未详。这大约有点儿像武术上的“指东打西”,战略上的“声东击西”,或者有似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谋略。用“大白话”说,就是:你读这些字句,以为他就是为了写“这个”,实则他的目标另有所在,是为了写“那个”!

        目送手挥,倒是有典可查的:晋代的阮籍,最擅操琴(七弦古琴),记载说他弹奏时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手倒是在弦上,眼却一意地跟随着遥空的飞雁而远达天边了!

        这说的是手之与目、音之与意,迹之与心,是活泼泼而神通而气连的,然而又不是拘拘于一个死的形迹之间的。

        这与“声东击西”有某点形似,然而也不尽同。双管齐下,则确乎是“左腕能楷,右腕能草”了,但实际上这个词语比喻却更近于“一喉二声”、而不是真强调他有“两枝笔”。换言之,就是“一笔二用”的意思。

        我曾把这个中华文笔艺术概念简化为“复笔”这一词语。

        “复笔”者何?与其说是一个文句含有“双重”语义,不如说是一处文字实有“两处作用”,因为这样更恰切,没有滋生误会的弊病。

        这种复笔,有点儿貌像“活笔”、“侧笔”,但也不一样。这确实需要多费些笔墨申解,因为若欲懂得中国文学艺术,忽视这些是不行的。

        “活笔”是针对“死笔”而言,“侧笔”是针对“正笔”而言的。死笔者,就是要说山只合用“山”字,连个“远岫”、“遥岑”都不会用的。“正笔”者,如要说树高,则一只会说“这棵大树长得真高”,而不知道还可以改说蔽日参天,拿云攫月;也不能构想一句“登到三层楼上仰望,还看不到那顶枝伸到何处”。所以活与侧,只是“一样话,百样说”的方式问题,而不涉于涵义的单复的实指问题。“复笔”与此,即不雷同了。这仍然可以回到已举的比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貌似双面,实为一边:只为度陈仓,修栈道是烟幕而已。但“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则与此大异:“弹琴的高士并非一心只看大雁,手中弹奏只是漠不经心”,不是的,他是曲音与意想两面都“到”的,都高妙超逸为常俗所难及的。正如钟子期听俞伯牙弹琴,深知其巍巍乎洋洋乎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并非是说弹出的每个音阶就都在“说”高山或流水,更不是说他弹的连个曲调也没有或也不是。并非此义。盖即使不深明其志之所在,只听那琴音,它还是自为曲调,美音可赏的。这似乎更接近于“写此而注彼”的本旨。这确乎是一种用笔的妙手,也是文心的奇境。但世上有了俞伯牙,就有个钟子期。有了个曹雪芹,就有个戚蓼生。倘非钟、戚,俞、曹势必千载之下亦无知者。所以这又不是什么概叹“士”与“知己”的有无离合,而是要说明在中华这方大地上孕育产生的文学艺术,其自身特色是不在表皮上“浮”着的,一眼可以“看到底”的浅薄的不禁咀含的东西;它深厚有味,往往需要领悟到几个层次。中国的诗,乐,书,画,莫不如是。

        雪芹在第二十四回中写了卜世仁与倪二的一段故事,毫无疑问,在“这儿”是为了写贾芸谋求在荣府的一个差使而遭到的“炎凉世态”(书的开头交代过,《石头记》要写的乃是“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部小说),他本人的聪明精干,茹苦孝亲,以及荣府的权威势利。可是,人们只看到“这儿”,总难想到:写这个是为了后半部中荣府事败,贾芸为了搭救凤姐与宝玉于惨境,曾大大得力于醉金刚倪二等这些心性义侠的“市井”小人物——所谓“注彼”者,那“彼”都在后面呢,全出读者斯时只见他“写此”的一切想象之外!

        又如仍以贾芸为例。也在第二十四回,他以宝玉的戏言为机缘,趁假装真,“认”了“父亲”,因此还得到宝玉的一句话,说他可到园中去看宝玉,以便谈会,戒其勿与一般下流俗人相近。贾芸因此到外书房求见等候,第一次“失败”了——却认识了红玉(小红)。第二次成功了,进入怡红院,得到宝玉的接待,袭人亲自奉茶,目击屋室之精美绝伦,宝玉之尊贵娇养。这在全书,一个园外男性,能被“写进”怡红院,除了医生大夫,绝无此事。这真是一个极触目的特例!费了很大事,倒是写到“入院”了,然而却又没有什么真“内容”,不过谈说谁家的丫鬟好,戏子好……,不久,宝玉就有倦色,机伶的芸哥儿就起身作辞了……

        这都为了什么?这究竟是否闲文赘笔——甚至是“败笔”?我们应如何理解与赏会雪芹的文心匠意?

        第一,在“这儿”,是自从贾政视察(今之“验收”是也)园子工程之后,此方是第一次实写怡红院——贾政看到的,止是个“房框子”死物,贾芸见的才是“生活”真相。写恰红院,从一个“外来人”目中意中下笔,正如写凤姐所居,也是从一个外来人(刘姥姥)目中意中下笔是同一机抒,同一用意。看“这儿”,已是目眩神迷,如入天宫仙府,令人惊叹——倒不一定就是“羡慕”。但雪芹的这“写此”,却是为了后文的“注彼”,迨到宝玉落难,贫困至极,无衣食,无宿处(传闻是住在打更的更夫或叫花子的“鸡毛房”),是为了写贾芸那时去救宝玉时,目中所见,心中所想,是与他到达怡红院时形成怎样的口不能言、目不忍睹的对比!

        因提贾芸,还有第三例可举。

        第三十六回,书到“四九”之数,是《红楼》艺术的一大节奏点,从此才展开了“诗格局”的结构脉络。诗社的主要起因人物有二:一是探春起意,二是贾芸启题,这才构成的海棠诗社。海棠是全书一大主题者由此点醒。而海棠由何而来?却又是贾芸。忽然送来孝敬宝玉的。为什么不是别人送花来?送花为什么非送海棠不可?笔笔寓有深意,亦即处处还是写此而注彼。

        这“此”,就是宝、探、黛、钗、湘、纨等盟社品句精彩场面——那“彼”又是什么呢,说穿底蕴吧,就是史湘云这个重要女主角的命运与结局!

        关于湘云,她的地位与意义,对一般读惯了一百二十回伪“全”本的人来说,是个难解的题目。雪芹在全书中如何写湘云,喻湘云,象征湘云,请看后文专章讲释。如今只说,海棠是她的“代表”或“化身”,怡红院中的“蕉棠两植”的意义,即在寓写怡“红”快“绿”的实指,而绿指黛而红指湘。所以湘云抽得的花名酒筹,也正是一枝海棠,背面镌有“只恐夜深花睡去”——东坡咏海棠之名句也!

        原来,在雪芹原书的“后半部”中,黛钗俱不享年,最后是历尽了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湘云,再与宝玉重逢于惨痛之境中。湘云如何得与宝玉重逢的?上文刚说过,是贾芸(与小红夫妇二人)解救扶持了落难的贾宝玉,然后他又访得了湘云的下落,这才使二人终获重聚。——试看,在“这儿”,是贾芸送来的海棠,众人决议咏她,而诗社的真正“结穴”,也正是当场(盛时)湘云不在,而正场过了,方是湘云压场出现,并且也只有她一人作诗二首,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评赏,认为“这才不愧作海棠诗”。所以,海棠结穴的“正文”,是“写此”也;而另有“注彼”远在后文。

        这些事(情节),我们将在另章再述。如今草草示例,只为了讲明什么是“写此而注彼”的奇笔妙法,值得我们叹为古今与中外,绝无而仅有!

        举例总是片断的。从根本与整体上说,有一点更为重要无比:雪芹原书共一百零八回,以第五十四与五十五回之间为分水岭,将全书“界”为两大扇;而前扇的这半部五十四回书,是完完全全的“写此”,后半的五十四回则完完全全的是前半所“注”的那个“彼”。这是整体结构的意匠,是最大的写此注彼法则!

        这一层,戚先生却未必悟到——因他是只就八十回本而讲话的。但这却无须乎龂龂而辩,鳃鳃而净,更不必纠缠,因为,“写此注彼”法本身原可包括不同层次与曲折,而我此际借戚先生点破的用语,来阐明我自己的领会处,又有何不可?但为了免除常见的无谓纠葛,还是声说一下为好。

        现在要说的最末一点——还是戚序提出的,却更耐人寻味。他说:然吾谓作者〔虽〕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

        这可真有点儿像“以矛攻盾”、“自己反对自己”了。他这样出尔反尔,是否首鼠两端,骑墙双跨呢?我不敢聪明自作,硬替戚先生自圆其说,我只能试作寻绎,揣其本心,或许他的“玄言”是告诫后来:此书虽有两声二牍之奇致,但又不可理会为“写此”的本处本身的文章既无妙处可赏,更不可忽视了“这儿”的好文章而一味去穿凿“注彼”的“隐微”,那也会弊窦丛生,失掉文心慧眼;如果雪芹之笔仍只有一个单面之美可赏,那也就无奇可言,构不成前人罕有的复笔的绝技妙法了。换言之,他可能要读者“且领当前一义”,久而久之,自能更悟其后还有妙境。

        如果戚先生是这样的用心,那么我觉得他的话确实有理,而不同于自己否定自己提出的论证。他是唯一的一位领会到雪芹奇笔的文学评论家。

        

        第六章 巨大的象征

        什么是象征?据现时通行版《辞海》.其定义是这么写的: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或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的表现。

        我自己非常害怕读这种“科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术语”,觉得又啰嗦又胡涂。为了此刻的方便,我斗胆自创一个简单好懂的解说:“象征者,取象于物,以表喻人或事(境)之特征也。”

        象征包含着譬喻的因索,但譬喻并不总能构成象征。比方说李纨是个“佛爷”,是说她一问三不知,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只是个比喻。“佛爷”还不能为她的“象征”、等到群芳夜宴,祝寿怡红,李纨伸手一掣,掣得的是一枝老梅(花名酒筹),正面镌着这梅枝,反面刻着“竹篱茅舍自甘心”一句古诗——这,才是她的象征。两者的分际,倒确是微妙的。

        在这第六十三回(“七九”之数),写此一大关目,与第二十七回“饯花”盛会是遥相呼应,其妙绝伦!每个抽得的签,都是以名花来象征抽签者:湘云是海棠,探春是红杏,黛玉是芙蓉,宝钗是牡丹,袭人是桃花……最后麝月是酴醾!这真好看煞人。这才地地道道是象征手法。其实在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别称、绰号,都是今之所谓象征,并不新鲜。

        这些,读者能悟,原不特多讲。研究者论析雪芹艺术的,若举象征,总不离这一佳例。这是不差的。但是,《红楼》一书中,另有一个总括的、特大的象征,论者却忽视了,这也可以戏比一句俗话:“小路上拣芝麻,大道上洒香油。”只顾细小的,丢了巨大的。

        若问:此一总的大的象征端的何指?便谨对曰:就是大观园之命脉,曲折流贯全园,映带了各处轩馆台榭的那条溪水的名字——沁芳!

        “沁芳”二字怎么来的?值得从“根本”上细说几句。

        原来,整部(石头记》,到第十八回(“二九”之数)为一大关目:元妃省亲。古本第十七、十八两回相连不分,是一个“长回”,前半就是专写建园、园成、贾政首次入园“验收”工程,并即命宝玉撰题匾对。是为有名的“试才题对额”的故事。在此场面中,宝玉的“偏才”初次得以展显。宝玉当日所提对联匾额虽然不少,但有一个【创建和谐家园】顶点,即是为了给那个人园以后第一个主景——压水而建的一座桥亭题以佳名。这段故事写来最为引人入胜,也最耐人寻味。试看——

        那是贾政初见园景,满心高兴,上得桥亭,坐于栏板。向围随的众清客等说道:“诸公以何题此?”

        须知,只这一句,就是为了引出这通部书的一个主题、眼目。

        众人所对答的,是引据宋贤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提出名之为“翼然亭”。贾政不赞同,指出此乃水亭,命名焉可离水而徒作外表形容(旧套滥词)?自己倒也顺着原引的欧记,想出了一个“泻”字,又得一客足成了“泻玉”二字的新名来了!

        诸君,你怎样领略《红楼梦》的笔致之妙?亟须“抓”住这一关键段落,细细玩味——这“泻玉”,比方才那“翼然”(只形容建筑的“飞檐”)真是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这一佳名,纵使说不上锦心绣口,但出自素乏才思、不擅词章的“政老”之启示,那意味之长,斤两之重,就是断非等闲之比了!

        可是,在贾政展才、众人附和的情势之下,独独宝玉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宝玉说:第一,欧公当日用了一句“泻于两峰之间”的泻字很妥当;今在此套用则欠佳。第二,此园乃省亲别墅,题咏宜合“应制”的文格,如用了“泻”字,那太粗陋不雅了。他总括一句说:“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务请注意:宝玉并没说反对“泻玉”的构思——即内涵意义,只是评论了它措词的文化层次不对,造成了意境上的很大缺陷。

        到此,贾政方说:诸公听此议论若何?既说都不行,那听听你之所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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