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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着重地提醒读者诸君：你看，全部书中什么时候雪芹曾用过这么些一连串的涉及皇帝的事情的故实？如今一大回书中写黛湘这二位最关重要的女主角的酒令时，却集中地使上了这么些皇家词藻，凡稍能知悉雪芹之超妙笔法的，难道还会不明白这儿定然有他的用意存焉吗？这可不是什么单文孤证、偶然现象等等可以为之辞的事情。“双悬日月照乾坤”为始，“处处风波处处愁”为继（宝钗酒令），尤其令人注目。所以我们该当思索推求其中之故了。
我打算从小说本身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来阐释这一缘故，但本文只能略陈主旨，不作详述。
雪芹的笔，绝不苟下，处处有用意，句句有牵引，不过粗心者往往视而不见，见而不明罢了。总是用读别人的小说笔法的眼光来读雪芹的书，就更难理会这种高明超妙的艺术手法。《石头记》有一个特点，就是凡在前面只予东一鳞西一爪，粗笔钩勒点染，隐约于“幕后”为多的人物，其作用与重要性不显于读者心目中，以为“次要”“陪衬”“杂见”“偶及”的笔墨角色，愈到后半部才愈加显示明晰。这类人物有一大串，本文也不及逐一详叙，如今只从一个北静王说起。北静王，他有甚重要？他的重要，全在他与宝玉的关系。昔者大某山民[姚燮]之评语曾说过：北静王为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这句话可谓一矢中的，洞穿七札，山民是有眼力的。宝玉一生的好友，如蒋玉菡，如秦锺，如柳湘莲，如冯紫英，身份贵贱虽各不同，但最“高级”的也只是少爷公子之流；若论王侯，其贵势威权仅次于皇帝的，则唯有北静王一人。是为特例特笔，而凡写北静王的地方，读者却又多是轻轻看过，常在“似注意、不注意”之间。
北静王何等样人也？这个你得细玩雪芹文意。他的“介绍”著墨也是不肯多的，只言：“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
再不用多，只这两条，熟悉清代史的，大概就已明白其中有事了：盖宗臣旧勋，功愈高，得祸愈速；而家里“高人常聚”的，最是一种不安静，不守分，犯忌惹事的祸端。这种情形从康熙朝就已成为诸王的风气，到雍、乾之际，更是如此。其现象是常聚高人，其实质是招致人材，培植势力，内核是政局上的斗争。——再看雪芹怎么写宝玉和静王的关系，事情就一步步地显示清晰了。如今我再提醒读者一下，你有没有注意过书中所写“王爷一级”的种种事故？如果你未曾留心或者根本看不出什么，那就证明你对雪芹的笔法还缺少理会，那样而读《石头记》，常常是买椟还珠。
雪芹在全部书中，早早地设下了一条关系重大的伏线，其事恰恰就在“王爷一级”上。第一次是因书中第一名贾家先死的【创建和谐家园】秦可卿之病，之卒，之殡，伏下了许多事故。秦氏是什么人？是向王熙凤宣示不久即将有大祸临头的人，也是第一次念出了“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人！她之一死，先就因选觅上好棺木而引出一个“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然后就来了这位特别亲自路祭的北静郡王！第二次是因荣府死去的第一名丫环金钏事件以致宝玉被笞，几乎丧生的大风波中出现的一个“忠顺亲王府”！
事情的麻烦由哪里可以窥悟一二呢？
贾政，听说是忠顺王府来了人，就惊疑不小，心中暗忖：素日并不与他来往。少刻，他斥骂宝玉说：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
毫无疑问，这个“忠顺”王爷实是宝玉一生的一个凶煞恶神，命运之仇家，精神之敌对。但令人吃一大惊的是，那蒋琪官初与宝玉相会，赠与他的那件奇珍：茜香国女王所贡的那条大红汗巾子，却是“昨日北静王给我的”！
原来，北静王才是“勾引”忠顺王驾前宠幸之人的“先进”！琪官胆敢逃离本府，原是有“后台”的呢！
如今，就可以看看这个北静王与宝玉的关系，又是如何了。
首先是北王与贾府的关系也应理解清楚：原来他们两家“当日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这是什么话？懂得清代历史的，不是立刻就又会明白，这说的正是满洲皇族中有与汉姓人氏曾经生死与共的情谊吗？“异姓”正指满汉主奴之别，是清代特用语。——由此也就明白：他们之间的要紧人物如果“坏了事”，也定然是一案相连，彼此“同难”的！
书中写北王家与贾家之密切，还有特笔，就是当一位老太妃去世办丧之时，在“下处”寓居的，独独北王家与贾家两院相邻，彼此照应。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总是连在一条线上。
至于宝玉，对现下袭爵的“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的北府小王，“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说闲话时，赞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严密，无由得会……。”那北王对宝玉恰好也早已“遥闻声而相思”——正说明是一流人物，“正邪两赋一路而来之人”也。北王亲口向贾政说了话，要宝玉常去相会，自然不敢违拗，从此宝玉就是北府之小客人了，形迹日亲日密，——不过雪芹在书中总是东鳞西爪，点染钩勒，不肯以正笔出之罢了。
在雪芹原书中，“虎兕相逢”，两雄较量，元妃致死，贾府败亡——正是“王爷一级”的政治巨变的干连结果。
有一位读者向我说，“北王写得就象个小皇上”。一点不差。在清史上，乾隆四、五年之时，正有这样一件特大事故发生，我在《新证》中已加叙列，那一次，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已经成立了内务府七司衙署等政治机构，实际上自己登了皇位——要与乾隆唱对台戏，并且曾乘乾隆出巡之际布置行刺。怡亲王之子弘晈（宁郡王）等也在内。很多人都在案内牵连，并且也涉及到外藩。这恰恰是“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背景。
雪芹惯用闲笔，于漫不经意之处特加逗漏的，还有一回书，即第七十二回叙凤姐因理家事重、财力日艰，自言恐不能支，说做了一个梦，梦见另一个娘娘派人来向她索要锦匹，并且强夺。这也是“两处宫廷”的暗示。
在雍正时，他回顾往事，就说过诸王作“逆”时，是罗致各色人等，包括僧道、绿林、优伶、外藩、西洋人……。在乾隆四、五年大案中，恰好也是如此。明乎此理，则仔细体会一下雪芹之笔端的蒋玉菡（优伶）、柳湘莲（强梁）、冯紫英、倪二、马贩子王短腿……隐隐约约，都联在一串，都是后来“坏了事”的北王这一面势力旗帜下的人物。宝玉、凤姐落狱，一因僧，一因道，又颇有下层社会人等前往探望营救。
“三春去后诸芳尽”，正是这个“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总结局。
雪芹原意在于传写闺友闺情，本不拟“干涉朝廷”——但写这些闺友的惨局，又无法避开朝廷时世，所以他才在书的开端再四声明表白：我本意原不在此，但既忠实于生活经历，就不能不用隐约之笔也让读者看出这层缘故。——此意历来评者也并未能见真而言切。
正因八十回后涉及了上述之事，朝廷（获胜者）当然是不许不容的。将八十回高高唱赞歌，打抱“不平”的，当此纪念雪芹二百二十周年祭的时候，也许还在庆幸：多亏程高，关切雪芹残书，为之完卷，功高德厚，是雪芹的大恩人吧？谨以此意，敬献于雪芹诗灵之前：你是伟大而不朽的，想毁坏损害你，是一种妄想，迟早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普遍认识到的。
写于六届人大、政协一次会议结束之际，
时为一九八三年之六月末旬。
正本清源好念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
为了纪念而献此拙文，纪念的原是曹雪芹，文内所谈却有后四十回伪续的事情。此为何故？就是我以为要纪念曹雪芹，必须先把伪续的事情弄得清楚些，否则，拿了高鹗的东西以及被他“改造”了的、真假杂揉了的东西，来当作曹雪芹的伟大创作而分析评论，而称美怀念，那终究是一件不太科学的奇怪现象。那样，曹雪芹本人，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也将感到不安，正不知他将会作何啼笑？所以我这篇文字倒并非一时大意，弄错了纪念目标，闹出笑话。
最近，看到一位青年研红者在他著作中说出了一段话，似乎未经前人道过，大意是说；几乎所有的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和麻烦，究其根源，都是由于程高百廿回本加上的这个伪续尾巴而产生引起的。我听了此言，真觉有一矢中的之明，一针见血之切。试想，热烈的“主题”“主线”之争，果从何而生？如若不是伪续把“全”书弄得归结到一个“掉包计式爱情悲剧”，而是象雪芹所写的原著“后三十回”那样，则安用此争此议？许多别的问题，可以类推，正是咸由伪续假尾而言！说这是奇迹，那是满可以的，因为他所有的只是一部“程乙本”，他并没有机会看到任何旧钞脂砚斋重评本，他没有任何从别处得来的启发和暗示！这是何等深沉智慧的目光和思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说不是奇迹，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获得了一个如实的理解和表述；假使永远无人达到此一理解、作出此一表述，那倒真是不可思议之怪事了。
最近，在一次盛会上，我又听到曹禺同志的讲话。他是就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而发表意见的，他并没有来得及在这个场合即作详细的论析，但他反覆强调提出：后续四十回与曹雪芹原著是不同的，在改编移植的再创造中，必须恢复曹雪芹的原意。我想，他所指出的这个“不同”，也就是鲁迅先生早年指出而胡风同志特别强调尊奉赞同的那个“绝异”[注一]。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此不妨一提。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统召开过一次人数很多的会，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其中在谈到红楼梦原著与伪续时，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注二]
至此，我们不禁要想要问：为什么上面所列举的（并且一定还有很多可举而我一时不及检书引录的）这么多例证，都不约而同地说明他们在读红楼梦时所感受到的那个巨大的不同？其所以不同和绝异者，毕竟又在何处？
要回答这个问题，定然可以列出很多条目。但此刻我只想单谈一点，——我管它叫做“对待妇女的态度”。
目前解释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的争论仍在未有定论之中，但是不管怎么的，红楼梦是要“使闺阁昭传”，是要传写“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为的是“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不致“因自己之不肖”而使之“一并泯灭”；因此书中写的就是女子。这一点，大约争论者却会“例外地一致”。那么，我只须从作者对待这一群女子的态度的问题来考校一番，必然就足以说明原作与续作之间的不同与绝异了。这样，本文即不拟多所枝蔓，单单就此核心要点，略抒己见。
我对于这一方面的拙见，曾有过一段简短的陈述：
我常说，雪芹的小说所以与以往前人的故事不同，端在一点：就是对妇女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区别。古代作品，下焉者把妇女只当作一种作践的对象，上焉者也不过是看成“高级观赏品”，悦一己之心目，供大家之谈资而巳，都没有真正把她们当“人”来对待，更不要说体贴、慰藉、同情、痛惜……了。自有雪芹之书，妇女才以真正的活着的人的体貌心灵，来出现于人间世界。（《红楼小讲》第十八节）
我说得自然还不够透彻，大意或许不差，——
“《西厢记》的一支《混江龙》曲子，写道是‘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栏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在王实甫的笔下，这只是一位闺秀千金的伤春寂寞的心境，雪芹用来，大而化之，他的一枝椽笔所写的，早已不再是莺莺小姐的一己之怀，个人之感，他流泪而书的，乃是为千红一哭，与万艳同悲的一种极其博大崇高的感情境界。也许，我们竟可以说雪芹是站在历史提供的一个最高的眺远瞻弘的立足点上，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妇女而赋咏的一篇最为伟丽而沉痛的‘葬花’之词！这绝不是什么一男一女，相见钟情，不幸未遂……的这种社会内涵，精神世界。”
“因此之故，辞春，送春，饯花，葬花，造语有不同，总归于一义。这才是红楼梦的【创建和谐家园】题，总意旨。”（《红楼小讲》第十四节）
但是，曹雪芹式的“使闺阁昭传”的这种想法、看法、做法，在那时候是没有先例的，是骇俗耸闻的。那个时候，对待“离经叛道”“异端邪说”是严厉残酷的，正不下于对待“暴乱”“作逆”之绝不容“情”。雪芹生时作小说，是豁出了性命去干的；死后，只要书在，自然当局在位的也不会“放过”，任它“谬种流传”——这就有了续书的事情以及所有随之而起的问题。我又曾说过：
雪芹书中对妇女的理解、同情、关切、体贴，是与在他以前的小说大大不同的，他对她们的态度是与以前诸作者截然相反，泾渭分明。正因如此，雪芹很难为当时的传统观念所解，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容。（同上）
这一个矛盾和冲突，才表现为红楼梦原作和伪续的尖锐斗争。不从此一根本问题去认识事情——几千年积累的矛盾冲突的一种爆发，不单是一朝一夕之间、张三李四之际的小小“不和”啊！——势必会拿最一般的文艺理论分析去评议这个巨大的矛盾冲突，而总不过是讨论讨论：“人物性格的统一”“情节发展的逻辑”等等，然后就给伪续评功摆好，认为它“还不最坏”，“贬低它是不公平的”，并对为伪续“打抱不平”的这类价值观表示满足。持这种意见的，看了胡风同志指出的“居心叵测”那一深刻精辟的揭其肺肠之言，便十分不解，感到惊讶，评为“过激”。他们总觉得有必要给伪续“说几句公道话”——但是总没想起曹雪芹原意何似的重大问题，总没想起这个重大的原意的被彻底歪曲的事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史上是具有何等的严重性质，是何等的冰炭难容的生死搏斗——而更应该为他“打抱不平”！
曹雪芹的妇女观，开卷早有总括的表达。他的“总括”，又与“正言庄论”的呆板文章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也是手挥目送，颊上三毫，并无死笔——他让别人从口中说出一些片片段段的话：
“……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
这乃是雪芹自谓亲睹亲闻，当日所有；至于古来的，请看他所举又皆何等流辈？——
……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对于这些——我管它们叫做“红楼梦的眼目和钥匙”——若理解对了头，就懂了曹雪芹的思想精神的真谛了。
从封建传统观念来看，他书中注重的这些女子，品级规格，都不很“高”，有的十分低下。这是第一个标准区分。
卓文君何如人？她是汉代四川一个大富贾卓王孙的女儿，夫亡新寡，文学家司马相如至其家饮宴，“以琴心挑之”，她就于夜间私奔相如。因生计无着，夫妻二人开设小酒馆，躬与“贱役”一同操作。红拂是何如人？她是隋末越国公杨素的侍女（歌舞妓），因李靖来谒杨素，红拂妓目注李靖；及靖归旅舍，夜五更时，红拂妓私来相投，二人遂偕往太原。薛涛是何如人？她是唐代成都富有才艺的名妓，本为长安良家女，以父宦游卒于蜀中，贫甚，遂落乐籍中，喜与时士诗家相与，晚年著道家装，筑吟诗楼。崔莺是何如人？是唐代诗人元稹的“始乱终弃”的女子，也是一个私奔类型之人。朝云是何如人？她是宋代苏东坡的侍妾，本钱塘人（一说钱塘妓），及东坡贬惠州（属今广东省，当时是极边远的地方，非重惩不会流窜于此），侍者皆散去，独朝云不渝，相随至贬所，即卒于此，年仅三十四。
——由此可得一个初步结论，雪芹所推重倾慕的，不是那种大贤大德，“蔡女班姑”等“高级”女流，而是那种社会里被贬为“贱籍”的、而且“名节有亏”的那些玷污家门、贻讥世道的不足齿之“【创建和谐家园】”妇女。
[至于雪芹安排黛玉题咏《五美吟》，那五人是：西施、虞姬、昭君、绿珠、红拂。这也具有代表意义，但与前一系列女流相比，重出的只一红拂，揆其意旨，盖黛玉所题的，又侧重一点：即这些妇女多因政治关系而落于不幸的命途之中，最后或亡于异邦，或死于非命。西施沉水，虞姬饮剑，绿珠坠楼，其尤著者。这在雪芹又另有一层寓意，本文不遑旁及了。]
研读红楼梦，必须向此一义深入体会，方是真正理解曹雪芹的一把入门的钥匙。忘却此一要义，就会失掉分辨真伪是非的智力。
曹雪芹的这种注重贱籍、不论名节的妇女观，对当时那些正统人士来说，是骇人听闻的，是关系世道人心的大事情！不把这样荒谬狂肆的“邪说诐行”打回去，势必大伤名教，败坏伦常，以至后患不堪设想！——所以，伪续者出来或被请出来，就是首先要针对曹雪芹在妇女观上作一次争夺战。
¡¡¡¡ÎÒÃÇÖ»ÏûÄÃÓÈÈý½ã¡¢Ô§Ñ졢ϮÈË¡¢Çɽ㡢Ççö©¡¢÷ìÓñ¡¢ÃîÓñµÈ¼¸¸öÀý×Ó£¬À´¿´Ò»¿´¸ßðÊ£¨»òÕÅðÊÀîðÊ£©µÄÊÖÑÛ£¬¾Í×ãÒÔ˵Ã÷ÎÊÌâµÄ´óÒªÁË¡£
尤三姐在我们的民族文艺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女性人物，只要明白中国道德传统的，定然知道，除了曹雪芹，是无人敢写这样一个女流的。她始则【创建和谐家园】，但这与《水浒》里的潘金莲、潘巧云完全不是一回事。她被姐夫以及其弟兄辈引诱污染，她不能守身如玉，但是却反过来把男子当作挫辱戏侮的对象，尽情“报复”之，然后翻然悔过，寻求一个合意的终身依靠者，以真情倾注，持斋奉母，闭门拒世。最后，柳湘莲闻知她的前情，不肯认婚，她便一剑了结了自已的青春。这是何等的一个悲剧，这悲剧不仅仅是“结局不幸，使人悲伤”，而是那个社会迫使她失贞，而这个同一个社会又迫使她因失贞之过而为人不齿。这个女性便无立足之境，只好一死以酬其“不知己”的曾是红丝系定的可意之人！这才是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的悲剧。然而到了高鹗笔下，尤三姐立刻变成了“霜清玉洁”的“贞烈完人”，她的门前是值得皇恩浩荡为之建立一个旌表牌坊的！在高鹗看来，尤三姐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犯过失的活着的“人”，只是“体现”贞节道德观的标本制成陈列品。这就是原作与伪续（包括偷改）的根本区别！
鸳鸯在抗婚事件中所表现的精神，是大家熟悉的，无烦多讲。这个人物在司棋事件中也是一个重要人物，雪芹曾用重笔叙写，可知在后半部书中还将有异样笔墨再来“交代”这个奇女子。可是，到了高鹗手里，她也变了，变成了只是替贾门子孙尽忠尽孝的一个“殉主”的“烈女”！对这位烈女，贾政来拜，不用说了，连宝玉也有这样的“表示”：——他认为鸳鸯是“天地灵气”所“锺”，如今殉主，是“得了死所”，自己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土她！复又喜欢起来”；贾政因她“为贾母而死”，特别三炷香，一个揖，“不可作丫头（奴婢）论，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上来，恭恭敬敬叩了几个头。”你看，这就是被“改造”过的鸳鸯的一切！我也说过的：——
原来，在高鹗看来，鸳鸯的惨死最“得所”，最“真情”[按此指伪续中秦可卿之魂对鸳鸯大讲什么才是“真情”]她为贾母殉死，是为贾氏门中立了大功，成了贾门的最崇高的忠臣孝子，所以应该得到——也实际得到了贾二老爷和二少爷、二少奶奶这三位最“正统”人物的礼敬，而只有这样，鸳鸯的身份才得提升，哀荣才算备至！[《新证》P．898]
在前八十回雪芹原书中，即使是被宝玉斥为“混账话”的，也没有散发出如此等样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恶臭之气的千分之一！高鹗就是把这路货色偷偷地——不，公然地塞进红楼梦，去彻底糟踏曹雪芹的光芒万丈的进步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为高鹗打抱不平的人们，总不肯接触接触这般如此的实质问题，尽管口口声声说是思想内容第一，艺术技巧第二；假使承认伪续有“不足之处”，那也不过“大醇小疵”而已。我不禁要问：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无法容忍伪续这样作践曹雪芹和歪曲石头记，难道我这就犯下了罪款了吗？！曹雪芹并不主张男女可以胡搞乱来（这是另一回事），他却反对封建妇女“贞节观”。“好马不鞴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男”，这绝不是他要宣扬的东西。在藕官烧纸一回书中，即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这段故事中，雪芹已明白表述了他不主张妇女“守节”，被迫守节与“真情”何干？真情也并不等于永不再嫁，——宝玉对此“痴理”十分之赞叹！显然，这又是对封建妇女观的一大挑战。书中的袭人，与宝玉本非并蒂连理，结发糟糠，她嫁蒋玉菡这位优伶，完全谈不上什么“改嫁”“再醮”或“琵琶别抱”之类的名堂；她之从蒋，说不定还是宝玉遣散丫环时的自家主张。但是高鹗先生却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发泄高情逸致的机会。他对袭人的他适大加讽刺，并且特意把古代的那个“失节”以后永不言笑的息夫人搬出来，借了两句他平生十分得意的清初邓氏诗，慨然吟道：
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注三]
他在这里笑骂袭人以及息夫人：你们妇女，男人没了，被迫改嫁，只该“一死”，不死就是失节。女人是文家才子可以调笑戏侮的对象，但她要一失节，可就又对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抓住这个机会，伪续者还忘不了对读者进行“教育”呢，其言曰：
看官请听：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
我又不禁要问一声：这难道也“符合”曹雪芹十年辛苦、血泪斑斑的著书抒恨的主旨与本怀吗！？看了这种东西在红楼梦中出现而感到舒服的，毕竟又是何肺肠呢？！
巧姐按雪芹原书：为狠舅奸兄所卖，身陷烟花，后为刘姥姥所救拔，乃与板儿结为农家夫妇（可是高鹗让她嫁了一个地主少爷）。这个小姑娘，在高鹗笔下大读《女孝经》和《列女传》——而且“老师”是谁？是宝玉给她讲解前代的那些贤女节妇的“美事”。宝玉欣然开讲，巧姐欣然领会。讲的是哪些人？你听——
第一批：姜后、无盐，“安邦定国”，“后妃贤能的”；
¡¡¡¡µÚ¶þÅú£º²Ü´ó¹Ã¡¢°àæ¼æ¥¡¢²ÌÎļ§¡¢Ð»µÀè¹£¬¡°Óвŵġ±£»
第三批：孟光、鲍宣妻、陶侃母，“贤德的”；
第四批：乐昌公主、苏蕙，“苦的”（按应是说与丈夫的关系有不幸或曲折而又忠贞的）；
第五批：木兰、曹娥，“孝的’；
第六批：曹氏引刀割鼻（自己毁容）“守节的”。
巧姐听了无不欣赏，但唯独对这末一批“更觉肃敬起来”！
最妙的是宝玉居然也被高先生允许罗列出另外一批女子姓名，她们是：——王嫱、西于、樊素、小蛮、绛仙、文君、红拂这一批，被标目称为“艳的”。尤妙的是当宝玉举完了姓名、正要品评，只说得“都是女中的——”半句话时，便被贾母拦回去了，“够了，不用说了。讲得太多，她哪里记得。”据说，贾母之所以要拦，是“因见巧姐默然”。此妙，妙在三个“当事人”谁也没有“表态”——如此不了了之。在高鹗，这狡猾之至：他知道如不举这一批，读者定会感到宝玉“变了”，太不对头了；要是让宝玉讲下去，那又会与“名教”有妨，和刚才的上文难相协调一致，文章太难作，只好一“溜”了事。幸好，他却留下一个“艳”字，谢天谢地，这使我们略窥其妙旨，高先生的“妇女观”的大要已经清楚——那正是与曹雪芹的原意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
妙玉是雪芹书中抱着悲愤心情而重彩描绘的一个最重要最奇特的女性，她之出家，与“权势不容”有直接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乃是一个异样高洁（虽然有点矫俗太过）而不肯丝毫妥协的少女，对她的评价、在全书中恐怕应居首位。可是高先生不能允许她高洁，一定要让她被强盗“轻薄”——而其原因不怨歹徒夤夜强污女尼，毛病却出在妙玉自己有“邪火”！这个伪续者的心灵境界是如此地下流与狠毒，他的糟踏妇女的变态心理已经到了龌龊秽臭不可言状的地步，古今中外，也要堪称“独步”的罢？
晴雯幸而死在前八十回，高鹗是没有办法“改造”她了，然而也不肯轻饶她，也必须让八十回以后的“雪芹残稿（！）”去贬斥她一下，把她否定了才算于意惬然！（胡风同志看出了这个鬼把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今不重述。）至于黛玉，很多人称颂高鹗的功绩，写了她的“不幸”的“悲剧结局”，可是却没有细想，这也是高鹗借机会给“看官”们“上一课”的一个深心警世之方。那一回的回目，就叫做：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何为“断痴情”？何以要“断”？你听——
士隐叹道：“老先生莫怪拙言[岂敢岂敢！]：贵族[犹言您家]之女，俱属从情【创建和谐家园】海而来。太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但凡情思缠绵，那结局就不可问了！”
这就是伪续书在第末回特设的一段点睛之要笔。
所有这一切，都遥遥地——而又死死地与曹雪芹在原著开头所表明的全书大旨正面敌对，彻底翻转。连这一层也看它不清的时候，果真便能从根本上体会曹雪芹的真正伟大到底何在吗？我愿大家都来好好地寻求答案。
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新证·后记》）
在妇女观问题上，自然更是如此，上文的粗略分疏，已至为清楚了。胡风同志说它是“居心叵测”，一眼窥破其中缘故。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撰此拙文，来纪念雪芹的二百二十周年祭日，因为纪念他的最好最必要的办法之一，就是把伪续的本质揭示于世人，把本源清了，伪者既尽现其丑，真者才益显其美。
历史前进了，再也不能回到拿着高鹗的思想意识当作曹雪芹的魂魄精神去歌颂的那种时代了。
曹雪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一个最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是不会永远让居心伤害他的人的笔墨来涂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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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参阅胡风《石头记交响曲》（《红楼梦学刊》1982.4.）
[注二]此次讲话国内未见发表过，但香港已有引及之例。
[注三]此二句乃清邓汉仪所作诗，原为明清易代之际慨叹“贰臣”的处境而寄怀见意，与红楼梦无干涉。
异本纪闻
不久前，承友人段启明同志提供了一项《石头记》异本的资料，很可宝贵，因撰小文，以备研者参考。
先说一说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值，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创建和谐家园】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当年秋天，院校调整，他到了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历史系；我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节，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备酒肴，请师院的多位关怀红学的教授相聚，记得其中有吴宓、孙海波、吴则虞诸位先生。蒙他们热情相待，并各各谈述了关于红学的一些轶闻掌故和资料线索，也可算是一时之盛。
就中，吴则虞先生着重谈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的那个异本。他并说，李氏所记的“朱莲坡太史”，犹有后人，此本或还可踪迹。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后，吴则虞先生也奉调入京，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大约到六一、六二年间，我又请吴先生用书面为我重叙旧谈，留为考索的资料，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记述了朱氏后人的名、字、学历、职业、经历、为人的性格、风度，后来的下落，异本的去向……。这封长信，是一项很难得的文献史料，可惜我后因事故，很多信函资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无可再寻。我只记得，吴先生所说的这位朱氏后人，是他的中学时期的业师，有才学，但落拓不羁，不易为人所知重，最后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庆一带，书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后来，我和启明同志认识了，他对红学也有兴趣，说来也巧，他也是西南师院的老师。他每年冬天回京省亲，有一次，乘他见访之际，就提起上述的这件事，拜托他在重庆留意探访这个线索。
事情本来是很渺茫的，只是抱着一个万一之想罢了。不料启明后来居然查到了一个头绪。
他因事到重庆，便到重庆图书馆去调查访问。据馆方的同志说：在重庆《新民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署名“朱衣”。全文不长，今迻录于下：
红楼梦一书，尽人皆知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而坊间所刊百二十回之红楼梦，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则鲜有知音。余家有祖遗八十回之抄本红楼梦，其中与现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于抗战初首都沦陷时，匆忙出走，不及携带，寄存友家，现已不知归于何人，无从追求。惟忆其中与现行本显有不同者，为秦可卿之死，现行本回目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而抄本回目则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书中大意，谓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嘱一小丫头看守楼门，若有人至，即声张知会，乃小丫头竟因磕睡打盹，致为尤氏到楼上撞见，秦可卿羞愤自缢于天香楼中，事出之后，小丫头以此事由己不忠于职所致，遂撞阶而死。考之现行本，秦氏死后，荣府上下人等闻之，皆不胜纳罕叹息，有诧怪怜悯之意，一也；开吊之日，以宁府之大，而必设醮于天香楼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称病不出，贾蓉嬉笑无事，而贾珍则哭的泪人一般，并谓“我当尽其所有”，各人态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画册，有二佳人在一楼中悬梁自缢，四也；鸳鸯死时，见秦二奶奶颈中缠绕白巾，五也。凡此种种，皆系后人将曹雪芹原本篡改后，又恐失真，故以疑笔在各处点醒之耳。
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石头记》。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