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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黄得功回家跟母亲一说这个事儿，母亲却极力劝说他进京读书，因为在老母亲的眼中，读书才是正途。
又因为黄得功事母至孝，担心老母无人照顾，所以只好带着老母亲一同前往。
黄得功过了山海关，眼前景象自然一变，穿城过镇，满眼繁华，不复是关外荒野景象。
新皇帝登极以来，朝廷重开铁冶，募民屯垦，虽然新政推行不过半年多时间，但是京畿东部的面貌却有了一番明显的变化。
破衣烂衫、跪地行乞的流民几乎绝迹了，新建的屯堡也一个个地立起来了，虽然条件还很一般，但胜在整齐划一。
田野里时不时地就能看见荷锄劳作的农夫，还有三五成群的小孩子，在黄得功经过的村屯路口开心玩耍。
所有这一切，都让黄得功记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那时候的开原城，也如眼下的关内这般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不必时刻担心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杀过来的建虏。
就这样，二十四岁的黄得功，带着自己的老母亲，离了又在大修城池的山海关后，先后经过永平、迁安、遵化、蓟州、三河，一路晓行夜宿，终于赶在讲武堂开学典礼的头一天中午，赶到了通州。
新修的通州城墙，经过半年多的赶工，如今已经是巍然屹立了，四个城门的城门楼，全是砖石混凝土筑成，虽然不见雕梁画栋，但却尤为宏伟壮观。
除了南门是水路，修的是水门，其他三门都是陆路，东门冲着三河，北门冲着顺义，西门自然冲着京师。
就在通州大东门的城楼下，黄得功遇见了正准备要离开的讲武堂迎候人员。
这个迎候讲武堂学员的茶棚，主要是迎候来自蓟镇、山海、辽东、东江等方向的学员，如今已经设立一个多月了，该来报到的学员都已经到了，如今就差黄得功一人。
两下对上了号，都是大喜，便一起前往讲武堂行去。
这段日子，像黄得功这样，千里走单骑，前来京师讲武堂报到的年轻武官还有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九边军镇推荐的青年才俊。比如辽东镇的鹿化麟、曹鼎蛟、孙之沆等，东江镇的尤景和、毛有见、毛有时等，山海镇的刘肇基、罗岱、尤养鲲等，宣府镇的侯拱极、李全等，大同镇的祖泽远、吴三桂等，延绥镇的猛如虎、虎大威等，以及甘肃镇的莫与京、李鸿嗣，固原镇的刘廷杰、黄廷弼，等等。
但也有一些，是朝中的尚书侍郎或者地方的督抚大臣推荐的，比如刑部左侍郎惠世扬的弟弟惠世显，漕运总督袁可立推荐的许定国、登莱巡抚孙国祯推荐的李惟鸾，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勋贵子弟，比如恭顺侯吴惟英的弟弟吴惟华，等等。当然了，还有如今的东蒙古喀喇沁部昆都仑汗的长子陈格尔巴图。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拿到讲武堂第一期入学名单的时候，心中可是高兴极了。其中许多人的名字，他在后世的史书上都读到过，可以说是敬仰已久。
如今这些人虽然还都是下层小军官，但是数年过后，就将成为大明军队剿灭流贼和征战辽东的中流砥柱。
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死不屈的忠义节烈之辈，只有极个别的人，最后投降了满清。但是这一世，他们恐怕不会再有投降满清的意愿或者机会了。m.。
第一一二章 御驾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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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六月初一，是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开学的日子。讲武堂的开学典礼，倒不像后世举办什么开学开业或者开幕典礼那样，搞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的。
不仅没有这种热闹，而且还显得有点肃穆。
大明皇帝姓朱，因此不管是朝廷和军队都崇尚红色，不管是文官武官，但凡品秩稍高一点，制式官服多半都是红色。
而六月一日的巳时正，讲武堂正门前面的一栋石头牌楼下面，就是一片红色。
除了身着一片大红的朝廷高级官员以外，作为讲武堂第一期学员的一百五十名中下级武官，也各个身穿制式大红色罩甲衣、头戴制式铁笠盔、脚踩黑色牛皮短靴，精神抖擞、整整齐齐地肃立着。
他们当然在等人，而他们正在等的这个人，正是当今圣上崇祯皇帝。
讲武堂开学，拥有后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是一定要去的，毕竟这个讲武堂可是自己亲自提议建立的，而且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各级武官，将来都要作为大明军队的中坚力量来使用，是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掌握好的一支力量。
与崇祯元年恩科进士不同的是，这些培养出来的武官，都是最直接地作用于皇明复兴的一支力量，将来是准备让他们上战场，为了大明，为了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
因此，当讲武堂所有筹建工作都完成，而第一批学员也全部都入学完毕，孙承宗前来请示开学典礼有关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提出，要亲自出席讲武堂开学典礼，并且要亲自为讲武堂开授第一课。
当时在场的内阁阁臣、军机大臣，纷纷找出了各种理由劝阻，有的说大明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有的说皇帝轻易出宫、以身犯险不安全，有的说大内距离通州路途太远、太劳累，总之，没有一个不反对的。
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要这么干，并说要亲自到现场，给讲武堂带去一面由皇后亲手绣制的朱红底色的飞龙翔凤军旗，最后内阁和军机处看皇帝心意已决，只好赶紧安排下去。
皇帝出行自然不是小事，一套礼乐制度异常复杂，沿途护卫的任务也很重，又得黄土铺道、行人回避什么的，牵扯很广，费时费力，非常扰民。这也是内阁和军机处不希望皇帝轻易出宫、到处乱跑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明代皇帝出宫的时候，他所乘坐的车驾，不是人抬的轿子，也不是普通的步辇，而是一辆二十四挂的巨型四轮马车，叫作大辂，也称作玉辂。
二十四挂的意思，就是需要二十四匹马一起拉动。有的皇帝喜欢大场面，可能还需要三十六挂的大辂。而中国皇帝出行乘坐的这种四【创建和谐家园】马车，有一个非常坑爹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前轮转向装置。
因此，多数情况下，最好都是走直道，否则需要转向的时候，就会很麻烦。遇到阻碍的时候，不好转向的话，只能是拆除掉挡在前面的一切东西。
正因为这样，过去的朝廷大臣和民间百姓，都不喜欢皇帝没事老是兴师动众地出宫游玩，因为皇帝的四轮辂车十分宽大，转向又十分不便，出行一趟成本高昂，往往非常扰民。
而且这种大辂，还有一个比较坑爹的重大缺陷，就是没有减震。
因此，为了皇帝乘坐出行时的舒适度，大辂行走的辂道，必须铺上厚厚的一层黄色沙土，很多时候还需要重新修正路面。
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看，是为了彰显皇家的尊贵，但实际上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减震，为了让皇帝坐在辂车上面能少点颠簸，少受点儿罪。
但是崇祯皇帝的这次出行，当然不会完全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要不然的话，别说提前几天安排了，就是提前个把月布置下去，皇帝出行的准备工作，也根本来不及完成。
这次崇祯皇帝出行乘坐的辂车，并不像万历皇帝时期的那么巨大，那么奢华。
最重要的是，这架辂车，还是天启皇帝朱由校亲手打造的，车上用的自然都是名贵木材，而车轴、车辐、车架和车轮等重要位置，要么是精钢所制，要么就是包裹了一层熟铁皮，尽管依然没有转向和减震装置，但却相对轻便了不少，只需要六匹马就可以轻松前行，同时也符合天子驾六的最低标准。
当然了，这架辂车自从打造完成以后，天启皇帝就病重不起，自然是一次也没有乘坐过。
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第一次见到这辆辂车的时候，当场就被震住了。
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很多人都在说中国古代没有四轮马车，并把这一点作为中国古人愚昧落后的一个标志，可是皇帝乘坐的这种辂车不就是四轮马车吗？
见过这辆辂车之后，崇祯皇帝还当即就找来了专管皇帝车驾的太仆寺官员，一问之下，才明白四轮马车在华夏实在是早已有之，不单单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在唐宋时期的民间，四轮车就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了。
在后世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四轮马车和四轮牛车在路上载货行驶的场景。
至于为什么到了明代，四轮马车没有普及开了，除了缺乏转向和减震装置之外，恐怕与古代中国的道路交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中国古代水运发达，比较长途的货物运输，绝大多数都是走水路，民间货运，推广使用四轮马车，可能就不是那么太紧迫。
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轮马车以后，崇祯皇帝在召见太仆寺官员的时候，就向他们解释了皇帝御驾辂车的缺陷，并向他们说明了前轮转向和车身减震的原理，如今太仆寺和工部正在组织工匠克服这些缺陷，解决转向和减震的问题。
崇祯皇帝坚持要去讲武堂，并且乘坐天启皇帝亲手打造的简易六挂辂车，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四轮马车在文武百官和京师百姓的面前出现，一旦四轮马车的转向和减震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着手推广和普及，至少要在驿站系统和军队里面推广和普及，以便解决陆路长途载重运输的问题。毕竟每辆四轮马车的载重量，要比两轮车或者独轮车大的多。
有了类似后世的四轮马车以后，官道和驿道的整修，就会成为官民士绅甚至是商家的一种迫切需要，然后就可以继续以工代赈，既可以解决流民的吃饭问题，也可以解决大明的道路交通不畅问题。
六月一日寅时正，皇帝的御驾，六挂辂车，在拱卫司、上直卫和神机营官兵的层层护卫下，正式启程出发，前往通州。
当然没有搞什么黄土铺道，清水压尘，至于其他的金鼓礼乐等仪仗，也是能省就省，尽可能地轻车简从。
就这样，也是在经过了两个多时辰的跋涉之后，算算时间，已近午时，皇帝的御驾辂车，才算是到了讲武堂大门前的石牌楼不远处。
一路上的各种颠簸辛苦，崇祯皇帝当然是甘苦自知，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轻松微笑的面孔，后世有句话对此形容的非常准确，那就是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
远远看见皇帝的车驾到来，讲武堂石牌楼下的文武官佐，自然是呼呼啦啦全都跪在了地上，众口齐称：“臣等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见外面的呼声，崇祯皇帝推开辂车的窗子，王承恩连忙在外把车门打开，司礼监掌印曹化淳、东厂提督方正化、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神机营提督兼五城兵马司总指挥刘文炳等一干随扈人员，赶紧上前侍候皇帝下车，有的搀扶皇上，有的把着车门，有的跪在地上给皇帝垫脚。
也多亏这些随扈人员前来帮助，否则颠了一路的崇祯皇帝，此时腰酸背痛腿抽筋，仅凭自己真有可能下不来这个车。
崇祯皇帝下了车，借着其他人围着自己，为自己整理衣冠的间隙，算是短暂地调整了一下身体，然后朝着不远处讲武堂大门前石牌楼下跪着的群臣走去。m.。
第一一三章 忠义节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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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石牌楼上，刻着七个烫金的大字，正是讲武堂的官方名称，“皇明忠义讲武堂”。
军机处报上来的名字，最初叫作皇明讲武堂，忠义两个字，正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亲自朱批写上去的。
虽然大明的官军，最初也是由元末的红军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等，但是这个红军与后世的那支红军比，在这方面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大明官军更是失去了斗志，也没了严明的纪律，天启初年的时候，还敢跟辽东的后金军队野战，到了天启末年，特别是崇祯年间的时候，面对后金军队，只能守城，不敢野战。
而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官军更是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在遇到后金军队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遇到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仍然是一触即溃，毫无斗志。
如果说，大明洪武初年，徐达、常遇春麾下的那支北伐军，算是一支有灵魂的大明军队的话，那么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的官军，完全是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行尸走肉罢了。
不管是遇上后金军，还是遇上农民军，他们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毫无忠义之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因何而战。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很多将官和大臣的眼里，他们充其量是为皇帝而战，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世的炎黄子孙而战。
因此当了逃兵、打了败仗，毫无羞耻之感，因为说破天去，不过是将来剃个头、换身衣服，再为另一个皇帝服务而已。
如果说将来的新军，仍然是这样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军队，那么编练新军的任务，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所以当崇祯皇帝反复琢磨新军编练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必须为新军注入信仰和灵魂，从思想上掌握这支军队。
当初在九边安排监军御史，后来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计划给每个营头都设置训导、镇抚，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新军上下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这也是今天崇祯皇帝坚持要来讲武堂的原因。
在孙承宗、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陪同下，崇祯皇帝跟着茅元仪、孙元化等讲武堂一众人员，跨过讲武堂的南大门，进入到了讲武堂的大院之中。
那一百五十名讲武堂学员，则在马世龙等教官的号令之下，整齐划一地跑步前进，先行前往北舍的大讲厅等候。
初夏的讲武堂内，草木繁茂，鸟语花香，崇祯皇帝边走边看，同时还向孙承宗、张惟贤等人交代着将来如何把讲武堂办得更好的一些设想。
孙承宗、张惟贤等人，自然是无不应诺。
从讲武堂的南大门，一路走到北舍大讲厅，是一段挺远的路程，平时不怎么锻炼身体的大臣们，一个个走的是气喘吁吁，若是没有皇帝在前面，估计这些人要么就是乘马，要么就是坐轿了。
但是崇祯皇帝一路走来，却很高兴，可能是坐车坐久了的原因吧，走起路来，不仅没有觉得累，而且出了汗之后，还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这是他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城，也是第一次走出紫禁城，心里满是兴奋、好奇。
特别是走在自己提议建立而原本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讲武堂院内，崇祯皇帝心中的那种激动就更不用说了，只觉得浑身都是力气，根本没有感觉到劳累，张惟贤几次劝谏皇帝坐轿或者乘辇，都被皇帝所拒绝。而皇帝的这种做法，自然也在讲武堂一百五十名学员的心中激起了波澜。
大明当今的皇帝，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讲究奢华场面，而是与他们一样，年轻且充满精力，而且充满了对武人的尊重，在讲武堂的院内，即使是皇帝，也不乘车、不坐轿，全凭两条腿走路。
正是因为这次皇帝莅临讲武堂期间的做法，后来不管什么人多大官儿，到了皇明忠义讲武堂的门前，是文官，你得下轿，是武将，你得下马，谁也不能在讲武堂内皇帝走过的路上乘车坐轿或者纵马奔驰。
到了北舍大讲厅，崇祯皇帝在位于大讲厅正前方讲台中央的临时御座上坐下，注视着跪坐在厅中的那一批武官们，然后说道：“朕今日坚持要来讲武堂，一是看看讲武堂的情况，讲武堂是朕命名建立的，朕一直都在关注着讲武堂的筹备情况。二是见见你们大家，与你们照个面，说说朕的一些想法。”
说完这个，崇祯皇帝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讲武堂大门外的牌楼上，写着皇明忠义讲武堂七个大字，为什么要写上忠义两个字？这关乎到讲武堂的宗旨。朕今天与你们见面，就是想要讲一讲这个宗旨。
“在朕的心中，皇明讲武堂的宗旨，就是忠义节烈、精武护国。你们是第一批学员，将来都会成为我大明官军的中流砥柱，一定要弄懂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意义。”
接下来，崇祯皇帝声音朗朗地向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随行的军机大臣和锦衣卫、上直卫、东厂等大小官佐们，讲了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道理。
忠，当然是忠诚，一支军队若是没有忠诚度，那么这支军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皇帝若是不能获得军队的忠诚，那么这个皇帝就当不长久。
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懂，而中国古代的传统也是最讲忠诚，所以讲忠诚，在如今大明文武百官之中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不需要多说什么，这些在座的大小武官，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而崇祯皇帝所讲的忠诚，首先就是要忠于皇帝陛下，其次是忠于大明社稷，再者就是忠于华夏民族了。
前两者，不过是老生常谈，而第三层在在座的众人听来，却是颇有新意，可以算作皇帝的独创了。
这也正是崇祯皇帝非要前来讲武堂开讲第一课的原因，光讲忠于皇帝、忠于大明还是不够的，只有把对大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上升到华夏民族的高度上，才能真正激发起所有炎黄子孙的共鸣，在将来面对后金八旗军的时候，才能够激发起无穷的力量。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其最终的想法，就是要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样东西，把大明的官军武装起来，在十七世纪的世界上，率先将大明帝国打造成为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民族国家。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自己如今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人亡政息。
崇祯皇帝讲了忠，然后又讲了义。
这个义，自然不能是单纯的哥们义气，而是国家大义、民族大义，视军中同袍如手足，就是义，友军遇险而不救，就是无义，牺牲自己、顾全大局，就是义，而损公肥私、自私自利，就是不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