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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赏给喀喇沁部银万两、粮万石作为封赏，另外给银四万两、粮四万石，由蓟辽督师府会同乌兰哈达都指挥使司赈济封赏乌兰哈达周边诸部，一应钱粮由蓟辽督师府先行垫支，并从宁远转运。实际上，就是由陈仁锡与布尔哈图一起，笼络西拉木伦河以南的东蒙古小部落。

  这里所说的乌兰哈达，是蒙语“红色山峰”的汉语音译，也就是后世的赤峰地区。但是当崇祯皇帝把整个乌兰哈达周边地区封赏给喀喇沁诸部作为领地的时候，这个地区并不完全属于喀喇沁，尤其是北部沿着西拉木伦河两岸分布着翁牛特、扎鲁特、敖汉和奈曼诸部。

  所以当几天之后，大明皇帝的圣旨到了喀喇沁部以后，布尔哈图也没说什么，很痛快地就接受了全部的旨意，包括令其长子陈格尔巴图入读京师讲武堂这样一道如同送子为质的旨意。

  因为布尔哈图很清楚，喀喇沁部联合陈仁锡等人，杀了敖汉部的台吉衮楚克，敖汉部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尤其是杀了科尔沁台吉斋桑着意栽培的长子吴克善，等于是断了喀喇沁投降后金的这条路，如今只能是跟着大明，一条路走到黑了。

  再说，大明对自己的确不薄，喀喇沁部并不是东蒙古诸部中最大或者最强的部落，但却得到了林丹汗都没有得到的“归义王”封号，在此之前只有强大的阿拉坦汗才得到过“顺义王”的封号。

  虽然蒙古人并没有多强的光宗耀祖观念，但成了东蒙古诸部中封爵最高的部落首领，布尔哈图还是相当的高兴。

  接到圣旨之后不久，陈格尔巴图、必勒格、德力格、青格尔泰等人，虽然分领的左右翼部落人口都很少，有的还不到两千人，但是也都被布尔哈图封为各部落的台吉，而成为归义王的布尔哈图，自然在这些小台吉们的劝进之下，在陈仁锡、王振远等人支持下，带着喀喇沁部的中军大帐移驻乌拉哈达，并在乌兰哈达建立王帐，自称昆都仑汗了。

  虽然布尔哈图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没敢大张旗鼓广邀乌兰哈达周边其他东蒙古诸部参与，但是这个情况是瞒不了多久的，因为投靠了后金的巴林部、敖汉部、奈曼部，距离乌兰哈达并不是很远，就在乌兰哈达东北方向二百里左右。可以说，从今往后，喀喇沁部与后金就更难走到一起了。m.。

  第九十二章 蓟镇宣府

  ，。

  对喀喇沁部和陈仁锡、曹文诏等人的封赏，牵扯很广，当然事前也征求了孙承宗和李邦华的意见，两人虽不常在京师，但是这样的大事，作为军机大臣是必须要知情的。

  作为直隶总督，孙承宗对民政上的事情管的不多，主要是把把大方向而已，毕竟是顺天府辖内的屯垦有杨鹤在抓，而涿州、易州等地有杨应乾在抓，再往南有卢象升在抓，而通州以东顺天巡抚王元雅也很得力，所以虽然流民很多，但是在屯田安置上并不需要他费多大的精力。

  是以自其坐镇通州以来，孙承宗更多的精力，都是花在了整顿沿边的军备防务上面，带着马世龙、王世钦、尤世禄、贾登科、李秉诚等人，先从宣府镇的万全右卫开始，一路上沿着长城向东巡视，张家口、龙门卫、居庸关、古北口、鲇鱼关、大安口、洪山口、龙井关、喜峰口、青山口、界岭口等关口，一直巡视到山海关。

  马世龙、王世钦等人，都是当年孙承宗督师蓟辽期间着意栽培的将才，可惜的是，这些人在天启六年孙承宗罢归的时候，也跟着受到魏忠贤一党的打压，有的免官罢职，有的辞官回籍。

  袁崇焕主政辽东之后，又着意提拔了一批自己栽培的人，比如祖大寿兄弟、何可纲、吴襄等人，而这些人并没有起复任用。一来，袁崇焕自己本身就是属于坐着火箭升上去的，马世龙等人虽然年纪并不算大，但是袁崇焕还是宁前兵备道的时候，这些人中的多数，都已经是总兵、副总兵级别的了，很多人早在万历年间就开始跟努尔哈赤率领的军队作战了，因此袁崇焕也担心驾驭不了。

  再说袁崇焕有个观念，就是要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东，更加注重提拔使用祖大寿等辽东籍的将领。

  所以孙承宗带着的这些人，到了袁崇焕再次主政辽东的时候，也还是没有被起复。直到崇祯二年冬季，黄台吉率军入侵，崇祯皇帝紧急起用孙承宗以后，在孙承宗的推荐下，马世龙等人迅速得到重用，总算是把这一次的劫难给挺了过去。

  之后随着崇祯四年孙承宗的再次罢归，其中的许多人也再次倒霉，纷纷罢官归家，其中个别人在崇祯十几年以后再次被起复任用，但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再难挽回了，换了谁也没有用了。

  如今孙承宗一复出，马上就给这些人写信，请他们出来帮助自己，先来的马世龙、江应诏、尤世禄等人，暂时安置在讲武堂，而后来的王世钦、李秉诚、贾登科等人，则安排在直隶总督府之中，分别负责直隶总督府各个方面的事务。

  对此，崇祯皇帝自然也是乐见的，凭着他在后世对孙承宗一生的了解，凡是孙承宗所做的事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因为他知道，在明末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谁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话，那么只有孙承宗一个人能够做到。

  所以对直隶总督府的构成，他都是无条件支持，所提人选一概同意，包括最近孙承宗巡视完宣府镇、蓟镇和山海关防务以后，请求朝廷做出的三镇将领及防务调整。

  比如，宣府镇副总兵邓祖禹，率兵三千，前出到燕山北麓、潮河南岸一个叫作满套儿的地方筑城守卫，并招募关内流民沿着潮河两岸屯垦，此地后世称为丰宁，但当时还是一片荒野；同时，蓟镇总兵刘策不再兼任三屯营总兵，三屯营总兵由这次跟随巡边的前辽东镇锦州副总兵王世钦担任，驻地也北迁至喜峰口外的大孤山筑城镇守，兼领募民屯垦事务。

  此外，山海镇副总兵尤世威，调任建昌营总兵，而建昌营也同时移驻桃林口外、青龙河畔的三岔口筑城守卫，兼领募民屯垦事务。同时所有巡视到的沿边关口，不久之后也都接到了军机处的公文，朝廷将专门拨付一笔银款，加强沿边各关口城防设施的修缮扩建。

  当然了，这其中有孙承宗的想法，也有李邦华的想法，更有崇祯皇帝自己的想法。孙承宗、李邦华当然不知道后来崇祯二年冬发生在这些沿边关口的战争，但是他们出于自己肩负的职责或者说先天的一种嗅觉，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片区域的防御存在问题，沿边卫所军备废弛，卫所士卒虽然不像西北边地那样大面积地逃亡，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农夫，除了耕种二百多年来不断减少的卫所土地，就是给各级将官家里做奴仆或者当雇工，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都没有操练过了，根本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

  而大明朝廷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个地区是京师的北大门，靠着这样的卫所军队很难保证安全，所以先是设了建昌营，后又设了一个三屯营，算是在沿边关口卫所的基础上，为京师多增加一条防线，然而几十年下来建昌营、三屯营同样重蹈覆辙，军备落后，训练废弛，兵不像兵，将不像将，又给养成了一群废物。

  在孙承宗这样一个亲自经历过辽东战场的人看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将校官佐和营兵，躲在沿边卫所军队的后面，又有着长城的保护，根本没有一点危机感，认识不到整军经武、加强训练的重要性。

  如果把这些摆在长城的外面，长时间面临蒙古或者建虏的威胁，那么他们肯定会认清自身的处境，从而明白加强训练的重要性。虽然只是隔着一道长城，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是心理上的压力马上就会升起来，警惕性也会随之搞起来，而缺枪少炮、兵不满员、兵甲不修的问题，很快就会凸现出来。即便朝廷不过问，他们也会自己反复往上报。

  孙承宗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你让一个人居安思危很困难，但是你把他放在危险的地方，他自己马上就会认清所面临的的危险，根本不需要你一再地耳提面命。

  对此李邦华的看法当然是一样。不过对他来说，他也有自己的一点考虑。从遵化北边的马兰峪，到南边的白冶城，甚至更南面一点的玉田、丰润，到处都是工部重开的矿山铁厂，除了顺天巡抚王元雅在推官何天球主持下招募编练的抚标营两千以外，蓟镇监军御史施邦曜也按照皇帝的旨意，拿着发生的饷银新募了三千青壮为兵，以建昌营游击罗岱为将，正在编练一个监军标营。

  如此一来，蓟州和永平两府之地，先后有了三屯营、建昌营、王元雅的抚标营、施邦曜的监军标营，即便不算沿着长城分布的关口卫所那些废物卫所兵，如果再加上皇帝亲自督促白冶城矿场编练的矿营五千人，这片区域里面就积攒的营兵，就达到了惊人两万多人，再加上据此不愿的山海镇总兵赵率教麾下的两万五千多人，单是冀东两府之地就有营兵五万多人。

  与此同时，与冀东两府只有一墙之隔的关外，那么大片的土地上，却没有派驻真正有战斗力的营兵，只有卫所内迁之后残留在部分墩堡上的一部分卫所兵，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就是看守曾经属于沿边卫所的一些农田，顺带着发挥一点瞭望示警的作用，毕竟那边的烽火台还没有完全被废弃。

  对崇祯皇帝来说，孙承宗等人的建议，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他很清楚辽西走廊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迎来相对的稳定，而蓟镇的正北面，包括宣府镇的北面沿边关口，将会是下一步建虏进攻的重点区域，孙承宗带人巡视宣府、蓟镇沿边关口卫所及营头，他是非常支持的，对于加强沿边各口的防务，修缮关城等防御设施，他也是非常赞成的。

  所以孙承宗等人的奏折一上来，他马上就批准，并从内帑之中再拿出六十万两用于重修部分破败不堪的关口，比如古北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等处关城。

  同时，崇祯皇帝还给李邦华再次拨银二十万，专门用来修筑白冶城的外围城墙，确保白冶城内铁厂、水泥厂、兵器厂、火药厂等各个矿厂及仓库的万无一失。

  虽然如今这位知晓未来历史走向的崇祯皇帝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历史上黄台吉带领后金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等地破边而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万一没有防住，后金军再次从这个地方侵入，那么白冶城这个正在复兴的军工基地，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这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即便遵化城像历史上一样被攻破，那么遵化以南七十里处的白冶城，也必须万无一失。何况现在大明的财政状况与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相比好转了不少，倒不是经济上有多大的起色，而是之前的抄家政策被执行的很好，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拿出百八十万两银子，用于整顿宣府和蓟镇的军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m.。

  第九十三章 货币问题

  ，。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中旬的时候，此前对于朝廷上下阉党的处理已经结束，按照当时的定罪，该抄家问斩的一个不留，给充军流放的也都押解上路，需要交银恕罪的也都全部完成，处理里四五百个文武大臣，共抄没银子九百余万两现银，而其他财物、田产、宅院还在处理之中。即便是这些银子也够崇祯皇帝花销一阵子了。

  虽然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卢象升等人，募民屯垦、编练新军需要花费大量银子，开军校、修营房、推广新型作物等等，都需要花费银子，但即便是加上年前补发给九边的四百万两军饷，这前前后后也不过是花掉八百万，与崇祯皇帝累计抄到的银子比，也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

  应该说，十七世纪之初的大明，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只是朝廷罢了。当时中国对西方出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因此从西方流入了大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被民间窖藏，没有进入流通，所以才造成市面上的通货紧缩。

  比如当时一个姓周的扬州盐商，家资豪富，但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死的时候把子孙叫到跟前，跟他们说自己赚钱的秘诀，两个字“不用”，因此积攒了大量的银子，请了许多看家护院的守着，结果到了满清军队屠城的时候，上千万两的家产都被清军抄了去。

  如果大明的富商都是这样的守财奴，那么不管从海外流入多少白银，大明也依旧会陷入持续的通货紧缩之中。

  明朝的灭亡主要是亡于财政上的崩溃。对此，拥有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清楚，毕竟大明这么大，而朝廷每年的现银收入才不过五六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辽饷也不超过八百万，这是很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食盐专卖的情况下，一些大盐商的家产，居然比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收入都要多。比如寓居扬州的秦晋盐商，比如陕西三原梁家、西安申家，山西太原的张家、郭家，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当然最富的还是徽州江家，在扬州的盐业资本就超过了两千万两。

  如今这些两淮盐商们多年积累的财富，都被鹿善继、骆养性以阉党余孽的名义抓捕下狱，个个判了个抄家斩首，全数都归了皇帝和户部。

  三个月来，鹿善继带着锦衣卫，在骆养性的配合下，仅在扬州、南京两地，以查抄阉党的名义抄到的银子，就超过了四千二百万两。

  其中拿出一百万两，就地派给了朱燮元充作平定奢安之乱的饷银；拿出五十万两给温体仁，令其在闽浙总督的任上赈济灾民，募民屯垦，并编练总督标营。

  当然，崇祯皇帝收到鹿善继和骆养性的奏报之后，也拿出了五十万两给了如今在淮安的漕运总督袁可立，用来募民屯垦，编练漕营。

  当然，为了堵住南京各部尚书侍郎和御史言官的嘴，崇祯皇帝很慷慨地拿出了五百万两银子留存在南京户部，由南京户部尚书钱龙锡、新任南京守备太监王之心和移镇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使骆养性共同掌管。

  而剩下的，如今正陆陆续续地从扬州启运，走大运河往京师运来，随同回来的还有巡盐御史、钦差大臣鹿善继。鹿善继是奉皇帝之命回来的。

  对崇祯皇帝来说，如今的盐政整顿已经差不多了。他整顿盐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可就是吃大户，捞银子，采取这种超常措施，尽快筹集到一大笔银子，以应不时之需，如今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超额实现了。

  可以说，鹿善继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把他派出去时的想象。如今财政问题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那么紧迫了。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鹿善继这样的军事人才，当然不能总是搁在南边帮皇帝捞钱。崇祯皇帝对他自然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是蓟辽督师的位置。

  至于财政问题，崇祯皇帝有自己更为长远的想法，那就是铸新钱。如今的大明，是铁钱、铜钱、宝钞与银子共同流通，而且银贵而钱贱，铁钱和宝钞更是没有价值。而朝廷印制的宝钞，成了圈钱的一个工具，是明末的一个弊政，百当一都没人要。

  朝廷给文武官员们发的俸禄里面，除了一定的折色也即是银子以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本色，即米、布和宝钞。这也是朝廷上下官员们对皇帝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官员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你要求他们清廉如水，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十年寒窗为当官，当了官仍然要忍饥挨饿给皇帝打工，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对这个朝廷有感情呢。明末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很多就是因为对大明皇帝和朝廷没有感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创建和谐家园】员的待遇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今通过抄家这个手段，搞到了一大笔银子，除了用作给九边的军队发军饷，另一个应该提上日程的就是给官员们涨俸禄了。这也是堵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嘴巴的最有效办法。

  对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或者抄没阉党、盐商家产这个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负罪感或者道德上的不安，毕竟这些人的财产多数，都不是靠正途得来的。但是朝廷之上的其他官员可不这么想，有的是不敢公然说皇帝贪财嗜杀，但有的官员则上书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甚至个别的还弹劾鹿善继、骆养性等人，迎合上意、罗织罪名，抢掠搜刮民间财富。

  对于这些极少数的弹劾，崇祯皇帝当然是不予理睬。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要争取的，少数才干杰出的官员固然重要，然而大明的天下，毕竟还是要靠绝大多数的官员来支撑。

  而要收买拉拢绝大多数的官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他们中的部分人所说的“带血的银子”，给他们涨俸禄。当他们拿到手中的俸禄，也是来源于这批银子的时候，想来他们就不会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对于给官员涨俸禄的事情，崇祯皇帝当然找过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几个人对涨一涨官员的俸禄，自然都没意见。

  对于这样的问题，哪个大臣也不敢站出来反对，你反对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了全天下官僚阶层的对立面。

  但是当崇祯皇帝说出要铸新钱，用铸成的新钱作为发给官员涨薪后的俸禄时，三个人都有点担心，以为皇帝是不是又要借机敛财，名义上是涨俸禄，而实际上是减薪资。

  因为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万历时期和天启年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拿更多也更大面额的宝钞，来折抵朝廷欠官员的俸禄。

  看着自己比较信任的三位大臣，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崇祯皇帝笑了笑，对他们说道：“朕所说的铸新钱，可不是印宝钞。而是拿银子铸成银钱，到时候也可以命名为崇祯银元，一元合十角，一角合十分，一分合十文。

  “这样，一个银元铸造的时候，含银八钱或九钱，就可以这算铜钱一千文。既方便携带使用，又省去了火耗损耗。再加上一个银元的含银量只有八钱，天下大大小小的守财奴，也就不会再把银子铸成银锭藏起来，天下也就不会再缺银。这是朕的一点想法。三位爱卿看看是否可行？”m.。

  第九十四章 崇祯银元

  ，。

  明末整个社会的崩溃，固然有着内有流贼、外有敌国的因素，但究其实质，还是源于社会经济上的崩溃。然而这种崩溃却又并非后世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明末社会普遍的贫困。

  事实上，自从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启以来，早期几个大的殖民帝国，比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他们在南美洲、东南亚通过殖民掠夺得来的白银，多数都是流往大明的。

  尤其是殖民主义早期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占领了中美洲、南美洲几块白银产量最多的殖民地，比如墨西哥，而他们驱使美洲土著开采出来的大量白银，基本上最后都运到了中国，换取了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根据后世西方人的统计，仅仅是十七世纪的头三十多年内，平均每年从全世界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到了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公斤。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度量衡，一公斤按二十两来计算，那么当时每年光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五百万到六百万两。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按较短的一个时间，即三十年时间来计算，那么到了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光是从海外流进中国的白银，国内至少就已经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存量。

  可以说，这些从十六世纪末期从西方流进中国的白银，一直在中国留存到十九世纪的晚期，由于满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一败再败，这些白银作为满清政府给西方列强的赔款，才又流出中国，流回了西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

  而在十七世纪前叶，至少是崇祯皇帝在位时期的那种贫穷，并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赤贫，而只是大明朝廷和中央财政的赤贫。当时是有大量的白银，留存在民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历史上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政权农民军攻进了北京城，当时崇祯皇帝的内承运库一两银子也没有。

  为了维持大顺政权的运转，自诩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大顺政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撕下伪善的面具，公然抢掠京城民间的财富，一个月左右，搜刮出来的白银就超过了七千万两之巨。这还仅仅是一座北京城，在当时明末的中国，这还不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

  由此可以想见，明末时期民间富而国库穷的整个状况。若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的够狠辣，又怎么会没有银子花呢？想一想最后闯军围城，而崇祯皇帝向百官和勋贵募集银子犒赏守城士卒而不得时的那种绝望，真是替他感到由衷的悲哀。

  话说回来，既然明末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商业日渐繁荣的情况之下，明朝晚期时候的中国社会应该不缺白银才对啊！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明末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并行。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市面上普遍缺乏银子这种人人信服的硬通货，而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朝廷缺银子而不得不大量印制宝钞和铸造铁钱或者含铜量很少的劣质铜钱来充数。结果，整个社会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一世的崇祯皇帝知道明末社会的这个症结所在，自然就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因为朝廷没有银子是绝对不行的，而像历史上那样先是为了平辽而加派辽饷，后来为了平贼而征收练饷，不仅收不到多少钱，而且搞得【创建和谐家园】人怨。

  因为加派和征收的这些银子，最终实际上还是落到了穷苦老百姓的头上。原本的崇祯皇帝每次加派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再累吾民一年”。

  崇祯皇帝本人也像老百姓一样，先是把皇宫大内收藏的金器银器，交给大内的银作局熔化成金锭银锭，充作军饷和百官俸禄，到最后连自己身上的龙袍破了都没有钱换新的，只能是让皇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龙袍上都打着一块块补丁的皇帝。可是结果又如何？百官并不领情，而老百姓也不想再忍，纷纷造了他的反。

  既然如此，又何须估计那么多！他的套路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抄家弄银子。如今效果不错，最起码有了基本的起步资金。

  然而，有了成块成堆的银子还不行，若是让他们作为库存，静静地在内承运库里躺着，那样也不行。这就是铸造银币，解决好通货紧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皇帝的这些想法很多很丰富，而能说出来给大臣们听的，就只能是铸造崇祯银元了。

  李国鐠听完了皇帝的话，其实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意思，既然皇帝想的都这么细了，那就说明此事已是势在必行，于是坦言说道：“陛下，臣对铸钱之事所知不多，实在并无多少好的意见。但是臣听陛下所言，颇觉有理。银子既然已经流通天下，以银铸钱，自然也是顺利成章。”

  崇祯皇帝一听，知道首辅李国鐠对货币流通等问题的确是个门外汉，于是也不多说，直接问徐光启、毕自严二人：“徐爱卿、毕爱卿，怎么看？”

  徐光启说道：“陛下，以银铸钱，在我大明自然未有过，然而臣尝与西洋传教士交往，听闻西洋各国自来就是以黄金铸金币，以白银铸银币，通行已久，官民两利。臣以为，陛下提议铸造通行崇祯银元并无不妥。”

  听徐光启把话说完，毕自严随即说道：“徐阁老所言极是。臣以为陛下此议正当其时，天启以来，南北各地银价上涨，从而造成物价腾贵，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各地豪富之家，素来以窖藏白银为乐事。赚到的银子化为银锭，藏于家中、埋于地下，以图传给子孙，以保家门富贵不堕。这就是我大明银贵钱贱而物价不断上涨的原因。是以陛下所言，臣完全赞同。只是若依陛下所言，按照元、角、分，以银铸钱，那么宝钞和铁钱是否继续流通使用？”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早有思考，于是说道：“将来崇祯银元铸成以后，宝钞停止印制，铁钱也停止铸造，已经发行的继续流通，或者户部也可以按价折算回收。这些事情，内阁与户部要会同计议，拿出一个银币通行条例，待银币铸成流通之后，颁行天下。

  “至于银币的一元、一角、一分，其实际含银量，与铅锌锡等物的比例，户部要会同工部，以及所属的各地宝源局要统一规格，不可有多有少，参差不齐，损害朝廷声誉。若需要参照西洋银钱铸法，徐爱卿可联络熟知西洋钱法之西洋教士协助。另外，要禁绝民间伪造，凡私铸银元者，一经查获，抄家斩首，绝不姑息。”

  铸造银币，与发行宝钞等纸币不同，根本不需要什么大量准备金，毕竟所用的物料本身，就是真金白银的贵金属，自身的价值虽然要略低那么一点，但是也并没有低多少，所以流通起来会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崇祯皇帝不去发行纸币，而先铸造银币的原因。如今大明的财政情况非常的脆弱，根本经不起折腾，所以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发行纸币的收益，自然要比发行银币大得多了去了，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就凭抄家抄来的几千万两银子作为本金发行纸币，一旦出现挤兑，马上就会面临【创建和谐家园】的危机。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崇祯朝廷的信誉，可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而发行银币，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只要不过分贪婪，赚头也可以。

  比如说一枚重一两的一元面额银币，流通起来当一两银子用，若其含银量在八钱左右的话，那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一枚一两的银币，就赚二钱银子，那么发行一千万枚这样的银币，利润就在二百万两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了。这样的利润当然要由朝廷来垄断，历朝历代都把铸币权看得极为重要，原因就在这里。m.。

  第九十五章 举子进京

  ，。

  任何新生事物从想法的提出，到最终成为现实，之间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铸造崇祯银元也是这样。

  之所以说是铸造而不是轧制，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工业水平还达不到机器化轧制的水平，因此在规格、形制、重量等方面都会有一些细微的误差。

  那么如今的大明能不能制造出规格相对整齐划一的崇祯银元呢？如今的崇祯皇帝本人对此毫不怀疑。

  因为他所来自的后世，就曾发掘出来不少天启和崇祯年间内廷银作局监制的银币。不过那是非常纯粹的银币，不是用来作为流通，而是用来作为皇帝对后宫、宗室、勋贵和部分亲近大臣的赏赐。

  所以说，如今的这位崇祯杭皇帝提出铸造崇祯银元的想法，并没有超出这个时代的手工业制造水平。而这也是内阁几位大臣不提反对意见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