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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是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虽然在明末江南士林之中名声很大，是东林党在崇祯年间的精神领袖，但其实，他在崇祯初年时候的官职并不高，在被魏忠贤等阉党赶出朝堂的时候，才只是詹事府右春坊的右中允而已。
历史上，钱谦益是在崇祯二年被惠世扬等东林党在朝大臣推荐，重新进入朝堂之上的，这次复出之后，直接从詹事府的右中允一跃而成为京师礼部侍郎。
但是没过多久，就因为他曾在任职浙江乡试主考官时向他的学生泄露考题等乡试舞弊案而被削籍归家。
这之后的十多年内，一直吟诗作文，招收门徒，直到崇祯十五年，他的政敌温体仁、周延儒等先后倒台，他才又被人推荐出来当上了一段时间的礼部侍郎，结果很快又因为空话连篇而无实干之才，被崇祯皇帝给撵走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创建和谐家园】，福王在南京登基，他才又找准机会投靠了马士英和弘光帝，然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然而没过几个月，就又与赵之龙等人一起开门降清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是明末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可见天启之初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到了崇祯年间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说起来全是一些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的大话精、嘴炮王，没有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连早期东林党赖以扬名立万的硬骨头，比如杨涟、左光斗这样的硬骨头，也都完全消失不见了。
至于郑三俊等人，没有下到锦衣卫南镇抚司的狱中，则是因为一来这些人职务比较高，二来历史上也没有投降满清那么重的罪行，不过是因为他们执意反对开海，只能把他们从现在的职务上拿掉罢了。
其中的个别人肯定会感到冤枉，会认为如今这个朝堂之上的皇帝是个昏庸糊涂的暴君。
然而即便是这样，即便此举过后崇祯皇帝在南京特别是江南士林之中的名声彻底臭掉，臭到连他的兄长熹宗皇帝都不如，他还是得选择这样去做。
被革职的这些人，要么是身在南京的【创建和谐家园】，掌握大明东南半壁江山的财政、监察等权力，要么就是地方上的布政使，直接影响着开海政策的成败，既然如今都站出来表明了反对开海的态度，再不把他们拿下去，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以为自己看准了朝廷的风向，开始通过上书反对开海来刷名声刷声望了。
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麾下方面大员对其大政方针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态度问题，有时候甚至比一个官员的能力本身，都还要重要得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官员明明很有能力，但却始终得不到重用的原因。
当然了，任何时候，路线之争都是一种严重的内耗。
但是有的时候，明知道这是一种内耗，身在局中的人却也无法避免。
此时此刻，崇祯皇帝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地处置了南北两京反对开海通商的官员，建极殿中顿时一片鸦雀无声。
看着眼前的群臣，崇祯皇帝想了想，接着说道：“内阁一并传旨，即日由户部左侍郎苏茂相接替郑三俊，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南京吏部事。由都察院佥都御史解学龙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配合贾继春调查革职及下狱诸人。”
殿中不少大臣听了，都是看向解学龙，都没有想到搞来搞去，这个解学龙异军突起，居然成了今天朝会的最大赢家。
苏茂相、解学龙听了皇帝的任命，当即出列，跪地叩头说道：“臣谢陛下隆恩！”
崇祯皇帝让两人平身，稍微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道：“至于浙江布政使，朕看就有两浙盐运使何可及兼任吧。去岁，浙东盐场全数为海潮所毁，而如今沿海百姓及盐户，也都已送往东番安置，他这个盐运使也是无事可干，就把布政使一起兼任了吧。”
说完这个，崇祯皇帝想了想说道：“至于南京礼部侍郎，内阁可有意见？”
皇帝一口气亲自任命了这么多人，唯有一个南京礼部侍郎提出来交给内阁议论，然而内阁之前却并没有人选。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皇帝会这样雷厉风行地撤换掉这么多人，但皇帝既然问了，内阁就必须有所表示。
内阁首辅李国鐠犹豫不决期间，孙承宗这时说道：“以臣之间，太仆寺卿侯询前番督造四轮马车有功，陛下曾下旨褒奖，其人对于礼制熟稔，且学问、情操、品秩皆合适，陛下若无其他人选，或可任之。”
孙承宗一提出这个侯询，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马上就想到了侯询的儿子南明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又想到了李香君，以及桃花扇的故事。
当然，与侯询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还有左良玉。
历史上左良玉能从一个因为辽东兵变而被处分的小军官，一路爬到平贼总兵官的位置上，全都是由于时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的侯询对其一力提拔。
而左良玉一开始对侯询也基本上做到了言听计从，但是到了后来，左良玉当上总兵官手握十数万大军之后，对侯询也开始敷衍起来。
最后，当崇祯皇帝让侯询统帅包括左良玉在内的诸省大军，去剿灭流贼的时候，左良玉就曾狠狠地把侯询坑了一把，不仅率先逃跑，使得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数十万明军溃退星散，而且差点把侯询扔给农民军弄死。
虽然最后侯询命大，逃过了农民军的那一劫，但是一回到朝堂之上就被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给问罪下狱了。
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了崇祯皇帝上吊【创建和谐家园】都没有放出来，直到农民军进了北京城，才把他作为普通囚犯给放了出来。
不过侯询这个人虽是东林党，但却并没有投降过流贼，满清入关并占领了中原之后，也没有再出仕满清。
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如今孙承宗提出了这么个人选，崇祯皇帝看着垂首躬身的孙承宗默默无语良久，最后犹豫来犹豫去，还是同意了。
孙承宗不是不知道皇帝对党争的痛恨，也不是不知道皇帝正在发作东林党人，而他仍然提出了这个东林党色彩非常浓厚的人选。
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而崇祯皇帝最终同意了这个人选，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
一来，侯询虽是东林党，但他出身商丘官宦世家，与出身江南的那一伙纯东林党人还是有所不同，还有一定的经世致用之能。
二来，如今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还不想给其他的朝臣造成一种皇帝要大规模清算东林党人的印象。
在这个朝臣们游移不定的时候，提拔一下同样是东林党人的侯询，就能起到稳定部分人心的作用，避免把开海通商这个事情再搞成一场没完没了的党争和清算运动。
再者说，南京礼部侍郎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朝廷职位，实际上给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东林党人排斥红毛夷教的立场，在东南一带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且此前崇祯皇帝曾令太仆寺与工部协作，督造御用四轮马车，而太仆寺也算不负众望，取得了成功。
作为太仆寺卿的侯询，也算是略有功劳吧。
想到了这些之后，崇祯皇帝说道：“既然如此，就由太仆寺卿侯询升任南京礼部侍郎。”
内阁首辅李国鐠、吏部尚书成基命听了这话，站出来躬身领旨。
散朝之后，自去安排舍人写成书面圣旨，送司礼监，交给皇帝御览，批准后，盖上玉玺，然后发往南都、浙江等地。m.。
第三零七章 超级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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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京师朝堂之上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一道道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快速传到了南京。
作为锦衣卫镇守南京的南镇抚司镇抚使，骆养性从上任以来就对崇祯皇帝惟命是从，因此，在接到了朝廷旨意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短短数日之内，就将南京勋贵忻城伯赵之龙、家居苏州府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以及浙江布政使惠世扬先后逮捕下狱。
而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这三位南都重臣，在旨到之日也都免官去职，被勒令留在南京的家中，暂时由锦衣卫监视居住，等待朝廷钦差的进一步调查结果。
一时之间，南京官场之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各路官员震动之余，不少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书议政，但是这一次的上书议政，却不再聚焦于朝廷的开海政策了，而是集中在为这些个被免官或者被下狱的江南官员求救说情之上。
当然了，其中不乏对崇祯皇帝的各种批评教育，有的指摘皇帝求治太切、处事草率，有的批评皇帝屡以小过而兴大狱，不是朝廷优待大臣之法，还有说皇帝的身边出了奸臣的，等等。
不过这些南都的官员，也大都只是说说而已，很少有拿辞官致仕威胁崇祯皇帝，威胁京师朝廷的。
敢于这样做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东林党色彩也十分浓重的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
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出身，同时也是翰林出身，是泰昌皇帝信赖有加的东宫官，天启年间就做过南京的礼部尚书，后来也是因为与魏忠贤作对，被免掉了官职，回家闲住授徒。
天启七年【创建和谐家园】月间，崇祯皇帝一即位，就马上令他恢复了原官。
原本历史上，钱象坤还一度被崇祯皇帝请到了北京，做了北京的礼部尚书，并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辅政，可以说是深得崇祯皇帝的信重。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了北京之后，钱象坤因为参与进了朝堂之上的党争，很快就让崇祯皇帝对他大为失望，不久就被迫辞官回家了。
这一世，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没过多久就焕然一新，当然不会再让这个纯东林出身的大佬进京入阁辅政了。
也因此，钱象坤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将他起复原官以来，一直在南京礼部尚书的任上任职。
这个钱象坤也是个人物，在崇祯年间的东南士林之中，与钱龙锡、钱谦益、钱士升三人，并称“四钱”。
这几个人，都曾在南京为官，期间常常搞一些文会，搞一些讲学，搞一些诗词唱和，而且广收门徒、针砭时弊、议论朝政，所以在江南士林之中都很有名气，属于明末社会的超级“公知”，江南士林之中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创建和谐家园】，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皇帝和朝廷却毫无忠义之心，不管是写文章，办学校，还是招门徒，议朝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与朝廷唱反调。
你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上当清流，除了站着说话不要疼，只会说些一大话空话风凉话之外，干啥啥不行。
对朝野共知的财政空虚问题，他们这种人就知道劝皇帝修身养性、裁减用度、节省开支，一会儿主张裁撤驿站，一会儿主张裁减兵员，一会儿又要减免赋税、与民休息。
至于朝廷缺钱、财政崩溃了怎么办，他们往往就一句话，那就是请发内帑。
而若是你不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之外搞讲学、搞结社，说你的坏话造你的谣，使劲儿抹黑你。
反正他们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也不愁没钱花，整日里无所事事就是与当政者唱反调。
然而，同样是这一波明朝公知，到了满清辫子兵席卷江南的时候，却一个个地都成了“乖宝宝”，满清大军在江南杀得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而这些人却投降得飞快，甘当异族的走狗。
而且恰是到了这个时候，以前的种种公知和清流模样，也是早就不要了，好好的人不做，反而当奴才当得十分开心。
对于满清辫子兵在江南各地的种种暴行，没有一个敢于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而之前的那种聚众讲学、专门与朝廷唱反调、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清流气节和君子做派，到了此时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到底，这些东林党的超级公知们，除了个别的几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之外，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贱胚子而已。m.。
第三零八章 去讲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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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祯朝，东林党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软骨头贱胚子，并没有冤枉他们。
到了三月初，当南都和京师朝堂之上的一些清流官员，还在信誓旦旦地，慷慨激昂地证明着钱谦益、惠世扬等人的清白，为了他们的被捕而不断上书疾呼救援的时候，钱谦益、惠世扬、赵之龙三人在锦衣卫南镇抚司狱中亲笔写下来的认罪书，就已经被骆养性派人送到京师的皇宫大内了。
至于这几个人在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大狱之中到底经历过什么，崇祯皇帝根本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这几份由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亲笔书写的认罪书。
这几份认罪书，一经锦衣卫送到京师，就立刻被崇祯皇帝下令张贴到了通政使司的大门外。
随后更是被通政使司明发天下的朝廷邸报全数抄录，然后顺着从京师通往江南的驿道，一路传播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