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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种关系非常的奇怪，并且对所有人都是极其不利，但是这种彼此怀疑、互不信任的关系却一直存在着，直到明朝灭亡。

  褚【创建和谐家园】很快就宣读完了本来就不长的关于朝鲜的旨意，跪在殿中的大臣们虽然满脸狐疑、面面相觑，但是并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接下来，来自朝鲜的三位使者，十分平静地站了出来，上前跪倒，领旨谢恩，这个场面更让殿中诸多大臣目瞪口呆。

  不过，此时此刻能够跪在皇极殿中的大臣，都不是什么冒失鬼，看看一脸平静的内阁诸臣，再看看一脸感恩颜色的朝鲜使者，大殿中的文武百官，也很快没了议论之声。

  朝鲜国的三位使者都领旨谢恩了，他们作为大明的臣子还能说什么呢？

  因为不管怎么说，大明朝能够开疆拓土，都是一件难得的喜事啊！

  再接下来，就是另一位新近归来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高时明，出来宣读皇帝的赏赐诏书了。

  崇祯皇帝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二百万银元，在京的朝臣、勋贵、亲军、近卫，以及不在京的九边将士，有功的、无功的，该封赏的全都一一封赏到位了。

  而那些非诏狱定罪的囚犯，愿意接受赦免的，这一次也诏准根据罪行的轻重，由刑部和各按察使司加以不同程度的赦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大赦天下囚犯，并不是无条件的赦免，而是把关押起来的囚犯，变成朝廷官办矿场内的苦力，或者是根据罪行的轻重分等，然后按照路程的远近，流放到安东、瀛洲和东番。

  等到所有的元旦诏书宣读完毕之后，按照惯例，百官上表，为皇帝恭贺新春，而来自塞北草原的部落使节，以及来自朝鲜的使者，也都呈上了自己的贺表。

  等到这些贺表都一一宣读完毕，时间已经过了巳时，殿内殿外跪着的大明臣子们，多数都已经是两腿发麻了，而事先没有暗藏食物的官员们更是又累又饿，跪得两眼发黑，只盼着能早点结束，回家过年。

  还好，等到所有的程序走完之后，内阁阁臣们代替天子祭祀天地、祖宗、山川、社稷的那些海量的祭品，也都由锦衣卫指挥着五城兵马司的人员，集中运送到了午门外。

  一起运送到午门外等候群臣的，还有皇帝在大朝会上刚刚承诺的赏赐，也就是一摞摞的崇祯银元，还有一匹匹上好的苏州丝绸和松江棉布。

  到了巳时三刻，大明群臣们终于熬到了崇祯二年元旦大朝会的结束时刻，又一次在礼部官员和羽林卫殿前司的指引下，按照之前排定的顺序，鱼贯而出，来到午门外的广场上，跟据官品职务的大小，多少不等地领取了赏赐，分到了朝廷的祭品。

  内阁阁员和军机大臣们的赏赐，当然不需要到午门外的广场上去领取，一人一千枚崭新的崇祯银元，一人十匹上好的丝绸和棉布，早已备好放到了每个阁臣的值房中。

  当所有大臣、使节都离开之后，崇祯皇帝也给身边的御前侍从武官们，发放了过年的赏赐，并给他们放了个大假，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发双饷，好好地过上一个年节。

  包括那些在在京的西洋传教士，不管是已经在大明京师各个衙门里任职的泰西诸夷，还是在辽东军前效力的红毛鬼子，也全都在赏赐之列。

  这个年代里，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退役军官士卒，以及泰西工匠技师，在大明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大明重整军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在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多少祖国的概念，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他们的一生是献给上帝的，为了在中国推广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很愿意为大明的朝廷服务，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主观上虽然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效果。

  而那些怀揣着发财梦想，前来东方闯荡冒险的冒险家们，主要是由一些退役的军官士兵和远洋水手们构成，这些人即使在他们的本国，也是生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根本没有什么祖国的概念，只要多给赏赐，厚给饷银，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交给那个时代的大明士卒和工匠。

  而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们，也还没有如同后世满清那样形成闭目塞听的臭毛病，他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都怀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吸收的一概吸收。

  远的不说，就说性格执拗、脾气古怪的嘉靖皇帝，他在湖北的内陆地区长大，后来又一直身居大内，要说他有多么高远开阔的全球视野，那是纯粹的瞎掰。

  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听说来往于大明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商船之上，拥有比大明更加强大的火炮之后，立刻就下令广东巡抚想办法搞过来几门进行研制、拆解和仿造，这就是大明佛朗机炮的来历。

  这样的佛朗机炮，一共仿造了九万余门，遍布于大明沿海卫所和水师战船，后来更是推广到了九边沿线。

  即便是天启皇帝这样一个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书都没有读过几天的皇帝，听说西方人又有了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也很快就同意派人前去采购，然后部署在了京师和辽东前线。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宁远屡次建功，没有天启皇帝下令购买的红夷大炮，他再有本事，也很难在凶险的辽东前线建功立业。

  而当时西洋传教士和葡萄牙籍退役军官在大明军中生活战斗的人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几百个之多。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不是真的把脚下的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家园，是不是真的把华夏民族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满清的皇帝之所以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因为他们不是【创建和谐家园】，至少他们是有私心，他们把自己满族人利益凌驾于整个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不光是以整个天下供奉一人，而且是以整个中华供奉一族。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私心在作祟，所以他们害怕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进步，担心新式枪炮火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威胁到他们所谓的治国根本，即八旗子弟的骑射本领。

  就连后世被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康熙，自己都说，骑射乃满洲根本。

  他自己找了一帮子西洋传教士，又是学数学，又是地理，又是学外语的，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华夏民族的好处？

  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让中国继续前进，从而可以与泰西殖民列强并驾齐驱？

  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是去传播，去推广，相反，他选了的控制，选择了封锁，选择了禁毁。

  因为他担心，这些东西会危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

  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华夏民族屈辱和悲剧的开端。m.。

  第二八三章 公心私心

  ，。

  一个统治者一旦有了私心，那么很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会变得莫名其妙，变得不可理喻。

  那么大明的皇帝们就难道没有一点私心了吗？！

  当然也有。比如在国库与内帑的问题上，当然会有一些私心。

  明朝中后期的许多皇帝都喜欢金银钱财，而且毫不掩饰这一点，其中表现最明显的一位，当然要数万历皇帝了。

  为了充实皇家的内帑，万历皇帝派出了很多内廷的太监，去全国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与地方官府争夺税收利益。

  其中当然也包括让内廷的太监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开皇店，大做类似后世“官倒”的买卖，以便谋取“暴利”。

  银子的确是没少收，也没少挣，但是却也因此引来了无数的骂名。

  不过到了最后，万历皇帝想尽办法搞来的这些银子，却也并不全是被万历皇帝自己给挥霍掉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作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军费。

  包括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之时，补发给九边军队的大量欠饷，用的都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背了无数黑锅积攒的内帑银子。

  那么这是私心，还是公心？私心当然有，但办的却是公事。

  说到底，大明的皇帝是【创建和谐家园】，正经的华夏正统，这样的皇家与国家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家国同种。

  或许他们会有作为个人或者皇家宗室的私心，但他不会有民族层面上的私心，也不会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以及自身种族利益的时候，有什么不利于华夏民族的私心。

  明朝的宗室藩王子弟，人数确实有点太多了，光是给他们每年计发的俸禄，就占了地方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给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这个问题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直在想着解决，先是把亲王年俸从五万石降到了一万石，后来又从一万石降到了五千石。

  到了天启、崇祯两朝的时候，朝廷财政困难，宗室之中除了最高等级的一字王之外，其他的各种镇国将军、奉国中尉什么的远支宗室子弟，根本领不到什么俸禄，不少人依靠各地王府接济为生，有的甚至贫困潦倒，三餐难继。

  这个问题是明朝皇家的宗室制度造成的，固然有皇家的私心在，但却无可厚非。

  与后世满清的八旗制度相比，带来的经济负担有点类似，但却并没有包含满清八旗子弟对【创建和谐家园】的那种民族剥削和种族压迫。

  单纯以民族出身的不同，而强硬地划下一条高低不同的界限，也只有蒙元和满清这样的异族统治时期，才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压迫。

  而已整个华夏民族亿万人来供奉区区满清八旗百万人，这也只有野猪皮的子孙做得出来。

  虽然后世的【创建和谐家园】，被人为地搞得异常复杂化了，但是在明代的时候，凡是自认是华夏一族的人，都毫无疑问地在为华夏民族的利益而战斗。

  这一点，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是高度认可的。

  就算是杨鹤、杨嗣昌这样非汉族出身的土家族士大夫，以及秦良玉这种非汉族出身的西南土司将领，都对此也毫无异议。

  当然，包括满桂、吴惟英这样的归化蒙古族，以及黑云龙、黑云鹤兄弟这样的【创建和谐家园】，都是如此。

  夷入华夏则华夏之，说的不是入主华夏，而是认同和归化华夏，也就说你的语言、饮食、衣冠、服饰以及风俗等等，都遵从华夏的礼仪制度，这才叫夷入华夏则华夏之。

  像后世满清那样入主华夏，不仅不奉华夏的衣冠风俗、礼仪制度为正统，反而却把华夏民族当作奴才来奴役，以整个华夏民族供奉区区数十万满洲八旗，自己死守着蛮夷风俗不改变，华夏民族又如何能以华夏视之？

  到了后来，再一次被【创建和谐家园】推翻，那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眼看着北京城破，大厦将倾，崇祯皇帝为什么宁肯上吊【创建和谐家园】，也不苟且南逃？

  不管这其中有多少不为后世所知的难言之隐，单单是这个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了一种十分难得的责任担当和民族气节。

  后世满清的所谓咸丰皇帝，一听说英法联军北上天津，立马一溜烟儿地逃到了热河。

  而接下来统治了中华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又如何，当八国联军登陆的时候，还不是一口气逃到了西安？！

  各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签字签到手软，而且还签的十分理直气壮。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当成华夏民族的一员，没把中国人当自己人看，不过是把华夏大地当成了满洲贵族可以随意处置、可以随时抛弃的私产。

  这一点，可以说与大明的皇帝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古人南下犯边，怎么办，打！

  倭寇为祸东南，怎么办，打！

  女真人占我辽东，怎么办，还是打！

  荷兰人侵扰海岸，怎么办，接着打！

  即便是到了明亡的前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向大明提出各种非分要求，而大明皇帝给予他们的答复，还是同样的话，你要战那便战，不服就打！

  这一点，与二百年前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之后，大明京师君臣给予瓦剌人的答复如出一辙。

  总之，有明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大明皇帝从未与任何一个华夏民族的敌人，签订过任何丧权辱国或者委曲求全的条约。

  即便是到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最后一刻，也仍然努力地在维持着华夏天朝已经不多的那一点民族尊严。

  这一点，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要时刻铭记的，那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民族利益至上，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以华夏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而对于周边那些自外于华夏民族的部落种群，就是太祖高皇帝的那句话，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愿意归附同化的，自然可以接纳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愿意归附同化的，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华夏周边，这些自绝于华夏民族之外的民族，要么自窜于塞外或者更遥远的地方，为华夏民族腾出生存空间，要么刀枪相见，被消灭或者被赶走。

  如今的崇祯皇帝，已经正在有意识地把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灌输给自己身边的侍从武官、中书舍人，乃至是军机大臣们。

  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决策和部署，能够更好地领会和执行下去，最起码能够理解，而不至于盲目地去反对。

  另一方面，那些侍从武官和军机舍人，迟早都是要派出去任职的，即便是军机大臣，将来说不定也要派出去担任几个行省的总督，若是不让他们知道皇帝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主张，那么凭借这个时代的通信条件，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耽误大事。m.。

  第二八四章 该过年了

  ，。

  崇祯二年元旦的大朝会结束之后，崇祯皇帝在武英殿里再一次接见了来自朝鲜的三位使者。

  一边给了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赏赐，对他们再嘱咐几句，一边与仍在坚守岗位的孙承宗一起，敲定了前往东江镇和朝鲜传旨的使者人选。

  既然与朝鲜定下了新的边界条约，其中的承诺，该做的还是要做。

  这就需要有人领着朝鲜使者前去东江镇传旨，同时顺道前往朝鲜汉京，与朝鲜的小朝廷换约。

  这样的人选不能再派太监前去，毕竟太监的身份是皇帝的家奴，在类似这样的大明与藩国的交往之中，还是应该由能够代表大明朝廷的文官前去办理。

  这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着意培养外交官员的一种方法。

  不让这些文官出去开开眼界，他们就会始终把精力放在朝堂内部的争斗上。

  至于前往朝鲜的人选，参与谈判并签字的理藩院副使姜曰广当然得算一个，毕竟这个人去过朝鲜，也算是轻车熟路。

  而除了姜曰广需要前去之外，崇祯皇帝还钦定了军机舍人李信、翰林院编修张溥两人跟着一起前往，以曾经出使过朝鲜的姜曰广为正使，以李信和张溥为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