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盛洪
知识积累、学术发展和文化演进,是一个社会自发地演进的一个重
要部分。它依赖于“自由”,即学术的自由探索和理论的自由竞争。而
自由与规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存在着公正的秩序,才能保证学术
自由不是若干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既然要自由地探索,就会有学术上的分歧以至冲突,解决的方法,
就是学术讨论、争论以至竞争。具体的形式,就是批评与反批评,理论
的挑战与应战。批评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挑战,对
于被批评者来说,批评可以使得他思考得更为周密,理论表述更为无懈
可击,更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理论的拓展。因此批评与反批评做为一种制
度,对于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任何个人。
但若要批评与反批评的制度发挥作用,就必须有恰当的规则,否则
批评与反批评就不会达成上述的积极后果。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将
学术意识形态化。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对一种主张的简化的表述,它可
以帮助大众理解相对复杂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易引
入学术讨论中。因为学术讨论需要的是细密的分析,而简化的表述会忽
略许多概念的细微区别,掩盖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学术研究的质量。更
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年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
的因素引入,就相当于将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知道,一旦如此,就很难
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
因此我们一直主张,要小心谨慎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分开,推而广
之,要避免将学术之外的因素引入到学术领域。在学术批评中,我们主
张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一个理论,只
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
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当然,这样的主张和原则,目
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并且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法官强制大家这样做。
因此自律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话。
社会科学与学者志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王焱
1917 年11 月,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应一个学生团体的邀请,在
慕尼黑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八十年过去了,今天
的社会科学,已经远非韦伯时代的规模面目可比,然而韦伯的这篇演讲,
却依然以其深邃的思想力量而跻身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之林。
韦伯不仅仅是当时德国渊深博大的学术大师,同时又以非凡的政治
远见与洞察力蜚声于政坛,以致后人曾经慨叹,韦伯最终未能投身于政
界,乃是德国人最大的不幸。他一生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两界,一日之内,
乍冷乍寒,却能严格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分际所在。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列
强中还处于后进地位,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艰难竭蹶,民众情绪躁动不安,
德意志民族的头顶上正乌云密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韦伯却没有论
及听众最关心的政治问题,反而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态度,探讨了作为理
性化时代的知识类型,社会科学能否成为满足人们终极关切的志业问
题。这就涉及到杜会科学的政治与伦理意涵。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同时也可以视为一
种社会建制。
社会科学是伴随着近代社会一起诞生的。它为自身取得自主性的制
度背景,则是大学渐次摆脱中世纪教会的监控,成为独立的知识堡垒。
而在德国,直至1870 年,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和柏林大学校长双重身
份的科学家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还在演讲中说:“柏林大
学,依着我们的建校目的说,就是索朋霍伦王朝的王家思想卫队。”迄
于韦伯时代,德国的大学依然处于依附政治的附庸地位。韦伯为此在报
刊上发表了不少讨论德国大学问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俾斯
麦“使德国强大,但使德国人矮化”的强权政治下,不仅德国人失去了
公民的自重,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即使大学的成员在政治权力面
前,也无法维持知识独立,他们失去了担当学术角色的尊严感与责任感。
为此,韦伯在他的演讲中力图为社会科学确立两项学术规范:一、社会
科学家为世界祛除巫魅的权利不受约制。二、学者没有牺牲理智的权利。
前者要求学术在建制方面的独立,后者则是对学者人格的内在规范。
社会科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理性化品格,天然就预设了一个开放的、
理性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
展。反之,我们也能以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开放与
理性化程度的标尺。
将近二十年前,走向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了对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建
与引进。那个时候,这一新生的社会科学在建制方面,依然不过是金字
塔型政治体制的一种延伸,而在知识方面,则不得不依附于主流的意识
形态。晚近的经济改革,对于学术而言,虽然具有化解僵化意识形态的
作用,却又产生了一种商业性的拉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在社会
世界中依然缺乏驻足之地。处于这一背景下,《中国书评》作为《中国
杜会科学》的姊妹刊起自民间,以刊发社会科学学术书评为主,标举“提
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宗旨,引
起了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借用清代学者章学
诚的话来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
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也。”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评》选集,邓正来兄命我略缀数语,
以附骥尾,援引韦伯旧事,兼志所感,聊以应命。
祝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汪晖
听说《中国书评》选集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高兴。《中
国书评》创刊的时间并不长,但已有一定影响。概括地说,这份刊物有
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份学术书评杂志。国内的书评杂志以及报
纸的书评专栏已经不少,其中以《读书》影响最大,历史最长。《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