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红四方面军的领袖吗?红一方面军长征千里迢迢来到,受到了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的欢迎,在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要暗中监视张国焘呢?</p>
看到杜理卿的不解之色,李富春便将有关张国焘的事讲了一遍,这才让杜理卿恍然大悟。</p>
张国焘,字恺荫,江西萍乡上栗镇人,1921参加革命,出席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党宣言和党纲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1923年,在六月的“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却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因其“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p>
然而,张国焘便在此时显示出生命中机会主义特色,是年六月,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一月,他却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成了党员中直接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结果,他的行动让陈独秀误以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于是重新对他给予重用,在中共“四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并且于1925年,领导了“五卅运动”,凭借着他的投机行为,他再度成为了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p>
但好景不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独秀退出领导核心,而张国焘作为陈独秀的“右倾派骨干”也被中央政治局除名和中央执委除名。但由于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很不满意,1928年5月,张国焘又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再次发挥出机会主义份子的特长,在会上痛哭流涕,承认自己以前的“右倾”错误,并带头表示,誓死顾从共产国际和中央。他的表现赢得了共国际的赞赏,于是他再度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一直留在莫斯科工作。</p>
1931年春,张国焘回到上海,此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均先后受到了国产国际的批评,王明开始执掌政治局,张国焘在莫斯科本与王明不合,但一见王明掌权,他便再次投机转向,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为王明大唱赞歌,说“陈绍禹(王明)同志是坚持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的陈绍禹(王明)派就是反对党和国际”,这当然让王明非常受用,两人把酒言欢,以前的旧怨当然也一笔勾销。</p>
取悦王明之后,张国焘向王明提出,想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原来,对于王明一伙“新贵”,张国焘其内心是瞧不起的,他怕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前往鄂豫皖苏区就一样了,天高皇帝远,在那里他是一把手,整个鄂豫皖都由他说了算,可以过一过掌握实权的瘾。王明不知他的实际想法,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国焘十分答应,到达鄂豫皖之后,他私底下曾跟自己的几名亲信说,我来这里,是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的愿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为取悦王明,便执行一系列的左倾政策,在军内大力肃反,杀掉了六千多红军战士。连周维炯,许继慎这样的红军名将也被杀掉。</p>
在第4次反“围剿”斗争,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国民党军已成“偏师”,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星夜西移,迎击国民党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向川陕一带转移,由于蒋介石把重心放在进攻中央苏区上,因此,经过几年的休整,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逐渐又呈人强马壮之势。</p>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己却有八万人马,机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在脑海中泛腾起来,觉得这是夺权的大好时机。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当然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一直对张国焘有所提防。</p>
1935年8月初,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为实施“夏季战役计划”,经草地向甘南进发,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在卓克基、马塘一带集结出发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边远地区发展的错误主张而按兵不动。为克服张国焘的阻饶实现左右两路北上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为防止张国焘闹事,军委要求保卫部严密监视张国焘。做好精心准备,以防不测。</p>
听李富春说明了情况之后,杜理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马上向李富春敬了一个礼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p>
“毛尔盖会议”召开那天,杜理卿在会议室附近做了精心的布置,自己则亲自在门口把守,中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先后进入了会议室,最后,张国焘带着几名警卫出现了,看也不看就往里直闯,杜理卿急忙拦住他,向他敬了一个礼道:“首长,按照规定,开会的人不能带警卫员进去。”张国焘悻悻地一挥手,示意自己身边的人留在外面,自己又往里闯去,杜理卿目光敏锐,见他腰间鼓鼓,估计他腰间藏着枪,便拦住他道:“首长,按照规定,参加会议者不能带枪,请您将枪给我保管,等会议完后再还给您。”张国焘见一个小小的保卫团长竟然敢阻拦他,不由得大怒道:“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里我是主人,难道带把手枪都不行吗?”他这一发怒,他身后的几名警卫全都手按枪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杜理卿毫无惧色,不卑不亢道:“这里不存在着主人和客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关系,首长,已经进去的几位中央首长都是没有带枪的。请您也务必遵守会议纪律,我职责所在,请不要叫我为难。”他一说话,早有准备的保卫团的同志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张国焘。</p>
杜理卿的话无懈可击,张国焘又见中央早有准备,只好解下了自己的佩枪,交到了杜理卿的手中。</p>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浩昌等,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退却错误,认为向西不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均于我军发展极其不利,坚决提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只有向东发展才能转入新形势,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会议还明确规定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提出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山区是一个危险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张国焘迫于压力,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p>
就这样,杜理卿奉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p>
“西安事变”发生后,杜理卿作为中g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飞赴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p>
国共开始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p>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p>
杜理卿指挥侦破的大案之一:军统特务刺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案</p>
1939年春,延安。</p>
一个相貌斯文清秀,个子瘦高的年青人挟着书本,慢慢地从延安大学走了出来。</p>
延安成为很多进步青年心目之中的革命圣地,纷纷从全国各地奔往延安学习。有的还参加了党。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p>
这名年青人叫做沈辉,是一名青年学生,前不久才从北平来到延安,通过审查之后,在延安大学学习,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真正的身份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p>
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但是沈之岳却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这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把“革命理论”倒背如流,装扮成“进步青年”象模象样。因此,他到达延安之后,虽经几轮审查,但始终没有露出马脚,顺利地进入了延安大学学习。</p>
沈之岳是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在延安的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也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企图长期潜伏,以寻找最佳时机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p>
此时,刚刚下课的他,正准备开门进入自己所住的窑洞宿舍,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见四周虽然有人,但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他便赶紧走到了附近的一棵老榆树下。</p>
在这棵老榆树上,有两个地方的树皮被割去了,显露出一个正三角型,一个倒三角型的形状,而这,正是他和潜伏在延安地区的特务的接头暗号。</p>
他再次注意到四周无人之后,随后,他的手沿着第一个三角形所指的箭头向上,伸进了一个用刀挖的小树洞里,里面有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奇奇怪怪的文字和符号,那是他的接头人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p>
看到这里,,沈之岳立即烧掉纸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入了自己所住的窑洞。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最近风声有些紧,决定不去贸然接头。暂时静观其变再说,他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狡猾多疑,结果这一次侥幸逃得了一命。</p>
原来,就在今日,李克农忽然召许建国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中央军委的电台已经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据此分析,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许建国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和,立刻向李克农作出保证,一定尽快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p>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许建国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许建国所在的侦察部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发现谢仁义不但有枪,还有电台,通过截获的电文发现,谢仁义将于某日在七里铺乡镇小学召开敌特会议。侦察部的同志立刻把这一情报向许建国作了汇报。许建国见证据确凿,当机立断决定在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抓人。到了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许建国亲自带队,前往七里铺乡镇小学,包围了正在开会的敌特们,并向敌特们喊话,叫他们投降,参加会议的八名特务,除了拒捕的还俗僧人被开枪击毙之外,其余七名特务,全部自动投降。</p>
经过审讯,许建国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云还供认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虽然他们曾向这名杀手发出了联络的信号,但不知是出了什么原因,这名杀手并没有同他们联系。</p>
这名杀手指的就是沈之岳,他从周景云等人被抓之后,党中央社会部展开的对延安大学的学生展开的新一轮审查行动中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在一个夜里逃走了。</p>
此次除奸行动,打入边区的特务被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中央社会部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p>
笔者作为许建国的后人,经过几年的整理,对许建国一生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希望能让大家都对这位传奇人物,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和城市公安工作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也是笔者写这部传记的目的。</p>
许建国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方针</p>
1939年的冬天,完县公安局局长刘仙峰同志向边区公安局汇报了一个有争议的国民党特务案件。</p>
刘仙峰说:“我们完县政府有一个‘西安事变’前的国民党支部书记长叫周坊,又名周左舟,因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撤了职,1937年的9月,他参加了完县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在这两年多的工作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工作也很积级,可是我们县政府的几位领导,非要把他按‘国特’首要分子处理不可。我不同意抓捕,向他们提出意见书,因此争论不休,一直闹到县委会上。还是没有闹出结果,我这次来局里,是想听听各位领导的意见和指示的。”</p>
边区公安局二科科长黎云同志听了刘仙峰的话后说道:“仙峰同志的汇报说明了一个‘国特’与国民党员的政策界线不清问题,我同意仙峰同志坚持不捕的意见,不能既无反动事实,又无反动证据,只凭他是个国民党撤职的县党支部书记长就把他抓起来,否则,这会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p>
局长李波同志说:“我同意黎云同志的看法,就不再重复了。下面有请许部长指示。”</p>
许建国说:“我同意李波和黎云同志的意见,再补充点看法,类似这种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何止完县一地几人的问题,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个文件,但不要提县名和人名,因为我们没有向同志们交待清楚,落实党的政策实质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不能责怪下边同志们,为解决这类问题,我提点参考意见。我认为,政策是解决矛盾的依据,例如,我们的除奸反特政策,优待俘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粮食政策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中心而制定的,因此说,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抗日政府,人民的意志的,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集中表现,党的各顶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是一致的,决不能是单打一,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必须以相辅相成的观点对待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才能体现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要严防顾此失彼的现象。”</p>
“总的来说,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处理国民党党员的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的原则,国民党内部派系比较复杂,有真正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孙系国民党员,这部分党员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采取团结抗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虽然同情抗日,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顺利时就表现积极,困难时就摇摆不定,甚至妥协掉队。我们对这部分国民党员要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力争取他们坚持抗日。自动脱离抗日组织的,我们也不追究,此外是已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汪精卫系的特务,汉奸,走狗,公开地为日寇效劳的人民公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能有任何软弱无力和表现。从抗日斗争形势的要求来看,我们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些狭隘,说重一点,还有些自缚,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领导干部掌握的问题,例如,反‘国特’,你不叫国民党和特务人员知道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等于空文一张,向干部宣讲党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显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向敌伪谍敌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削弱,瓦解,消灭敌人,因此说,政策不
鞘裁疵孛埽颐且惴旱兀谎崞浞车兀钊胄玠的各项政策,才能破除自缚的障碍。”</p>
“回到具体反‘国特’的问题,首先讲明什么叫国特,所谓‘国特’就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这和我们常说的汉奸一样。是个简称,反‘国特’不是反所有的国民党员,反汉奸不是反所有的汉族人民。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和证据,如不具备这两个根本问题,那就不能凭主观或客观片面现象来定性抓人。这就是区别是不是‘国特’的标准,也是我们公安局,法院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在反“国特”案件中,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求荣,对老百姓的统治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等等,他们自己造成了被人民的痛恨,这种历史原因一时很难消除,所以在反“国特”时是群起而攻之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公安局向人民大众讲明这个界限问题,否则给人们一个模糊观念,糊涂思想——到底是反国特呢,还是反国民党员呢?否则就失掉了反“国特”的意义,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是为了巩固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不是削弱,这就是我们要确切掌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只我们知道不行,还要叫国民党知道,要叫广大人民大众知道。</p>
几名同志一头:“许部长,您讲得太透彻了,我们完全明白了。”</p>
回县之后,刘仙峰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县委接受了许建国的意见,召开了扩大会议,责成刘仙峰向扩大会汇报请示的经过,传达许建国的指示,会后又起草了一个专门文件,作为全党学习的教材。</p>
许建国侦破的大案之二:重审熊大正案</p>
1939年,党中央派许建国同志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p>
抗战初期,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侵华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进行所谓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等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行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我军和地方的除歼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以其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最著名的是重审“熊大正案件”。6月,许建国一行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锄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锄奸部的锄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p>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引起了许建国的高度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p>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十余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