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猛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好,终于找到线索了。</p>
第二天,他把肖真他们叫到办公室,把那封电报给他们看:“看清楚没有,这封北平给该特务的指示上有内悉两字,这个‘内悉’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内部藏有内鬼,藏有国民党的特务!这么重大的线索,你们怎么会轻易地漏掉,如果因为你们的疏忽,致使这个内鬼继续隐藏在我们革命的内部,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无法估量啊,同志们。“</p>
看着许建国熬得通红的眼睛和责备的目光,肖真他们惭愧地低下了头。</p>
许建国踱了几步道:“中央机关搬至南新村。是极其绝密的事,这个情报泄露,要么是潜伏于中央机关的特务所为,要么是潜入到我晋察冀边区机关的特务所为,不过呢,如果是潜伏于中央机关的特务所为,那么电报上会写清我中央机关搬迁的具体地址,而不会只是写搬至石家庄郊县一带。这说明我中央机关的人可以排除。应该是潜入到我晋察冀边区机关的特务所为!而且这个特务,同我晋察冀边区的高级领导有接触的机会。否则,无法解释他怎么能得知如此秘密的情报。”</p>
肖真道:“许部长分析得很对,那么请许部长指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是不是马上对我边区和军区高级领导身边的人一一进行排查呢?”</p>
许建国摇头道:“不,那样会打草惊蛇。特务如果最近装得规规矩矩,我们就没办法找出是哪一个了。”</p>
肖真道:“那怎么办呢?”</p>
许建国胸有成足道:“引蛇出洞”。然后悄悄地说出了一番话出来。</p>
过了一些时侯,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高级领导人均在无意之中,露出口风,说中央机关重新搬至石家庄附近某县。其实这是许建国请示了中央领导后专门放出的烟幕弹。在假消息放出之后,他,以及石家庄公安局的同志,不分昼夜,布下了天罗地网。</p>
果然,夜深人静之后,在某区的天主教堂内,传出了电台的发报声,发报的内容正是关于我党中央机关重新搬迁的内容。而这,当然没有能逃过我公安人员的监听。</p>
“不许动,举起手来。”随着我公安人员的破门而入,声声怒喝之下,正在发报的敌特,一名叫鲍迪的天主教神父顿时傻了眼,乖乖地举起手来。</p>
经过连夜审讯,这名天主教神父不得不交待出白天来教堂和他接头的同伙,胡月清,胡月清被连夜逮捕后,又供出了边区后勤部一名叫做任国顺的采购员!</p>
原来,任国顺本是贫苦人家出身,但在石家庄当采购员期间,有意被以当菜行老板为掩护的胡月清所拉拢,许以金钱美色,轻而易举地将任国顺拉下了水,胡月清实际上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任国顺被拉下水之后,被迫向胡月清提供情报,在我中央机关迁至南新村之后,其日常的生活用品也由边区后勤部提供,由于每日要单独购买数量不少的新鲜肉鱼类,任国顺认定这其中有文章,遂有意打听此事,果然听到了“中央机关搬到了石家庄附近,膳食由我们提供”的消息。为了立功,他立刻利用在外采购食品的机会,将此重大情报向胡月清报告。胡月清又赶到天主教堂,叫鲍迪向北平发报。</p>
这一次,任国顺又打听到新的重大消息后,又故计重施,却没想到却中了许建国设下的计,这名隐藏颇深的特务,终于露出了原形,安插在晋察冀边区机关内的定时炸弹终于被拆除了。</p>
李时雨:我党王牌“卧底”之一</p>
这是一位于1934年打入敌人内部,在群妖乱舞的魔窟里舍生忘死、机智勇敢地战斗了15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于1949年4月辗转到达北平,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后写的一首诗。这位中共杰出的秘密工作者名叫李时雨。</p>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原名李亭芳,因少年时代看了《水浒传》后,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故改名为“时雨”。1931年12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p>
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决定派他打入东北军。经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当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的举荐,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从这时起,李时雨就开始了为党秘密工作的漫长生涯,一直官至国民党少将。</p>
西安事变后不久,随着情势的逐渐严峻,李时雨感到无法再做东北军的工作了,就决定去北平找当时负责“东北救亡总会”、掩护职业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委会参事的于毅夫。不料,当李时雨和夫人孙静云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紧接着日军攻占了天津。就在李时雨滞留天津无法去北平的时候,经老同学于炳然介绍,他与天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见面,从而顺利地找到党组织,在天津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归属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p>
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担任该会总务科长的吴光弼曾在西安“剿总”办公室金家巷10号资料室工作过,和李时雨是老相识。何松亭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指示李时雨托吴光弼找工作。经过吴光弼的推荐,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由此他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往返京津之间,负责传送我党的信件。</p>
1939年8月,汪精卫进行投敌卖国活动,策划建立伪政权。当汪精卫派到天津的朱晶华通过熟人找到李时雨,要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去出席他们的所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时雨马上将这一情况向直接领导何松亭作了汇报。几天后,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参会,趁机搜集重要情报。8月下旬,李时雨随以焦莹为首的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出席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天津后,李时雨把参加会议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沿途所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p>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李时雨的工作面临较大的转折。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共50人,李时雨名列其中。同时,李时雨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党组织得知上述情况后,华北社会局的许建国很快就作出决定,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坚决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p>
4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同汪精卫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多次打过交道。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我党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同年11月,经党组织同意,李时雨全家迁往南京。从此,他的夫人孙静云便担当起情报交通的工作。她经常往返于天津、南京,将李时雨搜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何松亭。在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多个要职。他利用各种身份,巧妙地与形形色色的敌人周旋,不断地为我党搜集各种情报。</p>
1945年8月26日,李时雨以前认识的律师、真实身份为军统特务的余祥琴由浙江来到上海,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并说“你如能将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给我工作”,他可以帮李时雨加入军统,就这样,在余祥琴的“周旋”下,李时雨“打进”了军统。</p>
1946年3月,当他的直接领导张执一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要逮捕李时雨的情报后,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同年9月17日,已经买了18日去北平飞机票的李时雨,被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刘方雄下令逮捕。1946年12月,李时雨被军统控制的上海法院判处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p>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迫于财经困窘,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就是在1949年2月国民党宣布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监犯后被释放的。</p>
1949年4月初,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和孙静云由上海乘飞机到达香港后,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接上了关系。几天后,李时雨带着万景光交给的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资料,乘坐开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面交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随后,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夫人孙静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p>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p>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p>
章节目录 双枪谍战王陈龙
陈龙,原名刘汉兴,曾用名陈振东。抚顺市瓢儿屯人,生于1910年12月。1917年举家北迁吉林宁安县,读几年私塾,童年读过私塾,立志学民族英雄岳飞,长大报效国家。</p>
1926年中学毕业后,参加张作霖的东北军,在二十一旅六五九团当士兵。后入吉林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毕业。先后任排长、连长。曾驻守牡丹江车站及附近铁路沿线。</p>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全境沦亡。刘汉兴胸怀家国之恨,立志驱逐日寇,恢复国土,毅然率领全连士兵投奔共产党员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后称抗日自卫军),先后任第2旅第3团第2营营长、第3团团长和自卫军副参谋长,参加过许多血战,在团山子战斗中曾击毙日寇风岛大佐。在战斗中,他采取消灭日军、分化伪军的两手策略,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p>
1933年4月下旬,受李延禄派遣,刘汉兴作为救国军前方指挥到宁安县策应城内两个连的伪军哗变。攻城时,他一面向守城伪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瓦解伪军;一面指挥部队专门向日军射击。城头伪军打起白旗纷纷倒戈,抗日军很快攻进了东京城。刘汉兴指挥作战,总是善于运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多次战胜敌军。周保中非常支持他的作法。不久,他被周保中派到柴世荣部任参谋长。</p>
密林游击战期间,他练出一手好枪法,擅使双枪,晚上都能打断数十米外的香头。</p>
1934年2月,柴世荣与刘汉兴率部参加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5月,刘汉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分别于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1935年5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参谋长;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p>
1936年冬,陈龙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院学习。中共共产国际代表陈谭秋去看望他们。根据规定,学员一律更名。陈潭秋为他更名为“陈龙”。</p>
1938年年底,陈龙以优异成绩毕业,经新疆返回延安,先任中央党校军事教员,后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当时,该部仅有几十个人、几部电台和十几张木板搭成的办公桌。面对日本特务机关和仿照德、意等国情报系统建立并有最先进器材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陈龙既斗智又斗勇,粉碎了敌特暗杀中央领导人和窃取情报的各种阴谋,肃清了其内线。国民党特务都视被派到延安为畏途,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反间谍斗争史上的奇迹。</p>
在反特斗争中,陈龙又强调“勿枉勿纵”。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时,康生用“一逼二供三相信”(“逼供信”即由此而来)制造出数以千计的“失足者”和“特务”。陈龙当时就说:“我就不信这都是真的。”为此他长期奔走,同有的领导拍过桌子并发过火爆脾气,还以自己的党籍作保,以这种人称“咬死理”的态度为一些同志剖白了冤屈。对有疑点又不能确认的人,他也坚持让其工作并在实践中考验,而反对逮捕关押。</p>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要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p>
如何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p>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归来。</p>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p>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p>
“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p>
“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泽东没有理会“脾气”问题又问道。</p>
“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p>
“那么还是去个武的吧。”毛泽东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p>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很熟悉这些同志们,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人选目标。</p>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代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p>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