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氏站在台阶上倚门看着杏真打赏着车夫,欣慰地点了点头,边上的老嬷嬷识趣的说:“太太你看姐儿,太懂事了。”
富察氏道:“恩,杏姐儿自从生病好了之后,性子倒是要强了许多。”
“要奴婢说句打嘴巴的话,这人呀从鬼门关回来了一趟,大难不死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随着马车摇荡,杏真越来越觉得困,倚着婉儿的臂膀头一点一点的打着瞌睡,直到婉儿忍耐不住地戳了戳自己这个粗神经的大小姐:“我的大小姐啊,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啊?人家心里都火急火燎的了!”
杏贞伸了伸懒腰,用帕子捂住嘴巴打了个深深的哈气,懒洋洋地继续倚着婉儿半闭着眼睛,“你这丫头,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早就准备妥当了,而且,睡个回笼觉才能有精神选秀,到时在宫里面,连口热茶都没,又饿又困,就是这闭月羞花的杨贵妃啊,也要饿成东施无盐女了。”
“得得得,我说不过小姐您,小姐您将来就是当贵妃的命!”
“好你个小蹄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杏贞朝着婉儿身上掐了一把,“这到哪儿了?”
婉儿卷起豆青色的竹帘,仔细看了窗外的景物,“已经到神武门外了。”
“婉儿你看看我的妆有没有花,眼角有没有眼屎?”
眼屎......婉儿翻了个从杏贞那里学来的大白眼,这话也粗俗了,肚子里腹诽着上前仔细地帮杏贞把耳边的鬓发捋了捋,正了正钗子。
Ps:大家猜猜看,杏贞准备了什么能拿下咸丰皇帝的大杀器?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洪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同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为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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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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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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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钦皇后传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
是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等以文宗遗命,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两太后患之。御史董元醇请两太后权理朝政,两太后召载垣等入议,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难之。侍郎胜保及大学士贾桢等疏继至。恭亲王奕留守京师,闻丧奔赴,两太后为言载垣等擅政状。九月,奉文宗丧还京师,即下诏罪载垣、端华、肃顺,皆至死,并罢黜诸大臣预赞襄政务者。授奕议政王,以上旨命王大臣条上垂帘典礼。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谕曰:“垂帘非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承,是以姑允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自是,日召议政王、军机大臣同入对。内外章奏,两太后览讫,王大臣拟旨,翌日进呈。阅定,两太后以文宗赐同道堂小玺钤识,仍以上旨颁示。旋用御史徐启文奏,令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直言无隐;用御史锺佩贤奏,谕崇节俭,重名器;用御史卞宝第奏,谕严赏罚,肃吏治,慎荐举。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十二年二月,归政于穆宗。
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太后定策立德宗,两太后复垂帘听政。谕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万几综理,宵旰不遑,矧当民生多蹙,各省水旱频仍。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凡诸政事当举,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施行者,详细敷奏。至敦节俭,袪浮华,宜始自宫中,耳目玩好,浮丽纷华,一切不得上进。”“封疆大吏,当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清讼狱,勤缉捕。办赈积穀,饬有司实力奉行;并当整饬营伍,修明武备,选任贤能牧令,与民休息。”用御史陈彝奏,黜南书房行走、侍讲王庆祺;用御史孙凤翔等奏,黜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又罪宫监之不法者,戍三人,杖四人。一时宫府整肃。
光绪五年,葬穆宗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从上陵,自杀,留疏乞降明旨,以将来大统归穆宗嗣子。下大臣王议奏,王大臣等请毋庸议,尚书徐桐等,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皆别疏陈所见。谕曰:“我朝未明定储位,可读所请,与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付讬,将来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
六年,太后不豫,上命诸督抚荐医治疾。八年,疾愈。孝贞皇后既崩,太后独当国。十年,法兰西侵越南。太后责恭亲王奕等因循贻误,罢之,更用礼亲王世铎等;并谕军机处,遇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枻(校对者注1)商办。庶子盛昱、锡珍,御史赵尔巽各疏言醇亲王不宜参豫机务,谕曰:“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籓进参机务。谕令奕枻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枻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是年,太后五十万寿。
十一年,法兰西约定。醇亲王奕枻建议设海军。十三年夏,命会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遣太监李莲英从。莲英侍太后,颇用事。御史硃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莲英。太后不怿,责一新覆奏。一新覆奏,言鸿章具舟迎王,王辞之,莲英乘以行,遂使将吏迎者误为王舟。太后诘王,王遂对曰:“无之。”遂黜一新。
太后命以次年正月归政,醇亲王奕枻及王大臣等奏请太后训政数年,德宗亦力恳再三,太后乃许之。王大臣等条上训政典礼,命如议行。请上徽号,坚不许。十五年,德宗行婚礼。二月己卯,太后归政。御史屠仁守疏请太后归政后,仍披览章奏,裁决施行。太后不可,谕曰:“垂帘听政,本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归政后,惟醇亲王单衔具奏,暂须径达。醇亲王密陈:‘初裁大政,军国重事,定省可以?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永无底止。”因斥仁守乖谬,夺官。
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未行。德宗以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高宗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釐于此,命葺治,备太后临幸,并更清漪园为颐和园,太后许之。既归政,奉太后驻焉。岁十月十日,太后万寿节,上率王大臣祝嘏,以为常。十六年,醇亲王奕枻薨。二十年,日本侵朝鲜,以太后命,起恭亲王奕。是年,太后六十万寿,上请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跸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朝鲜军事急,以太后命罢之。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薨。
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顾以国事日非,思变法救亡,太后意不谓然,积相左。上期以九月奉太后幸天津阅兵,讹言谓太后将勒兵废上;又谓有谋围颐和园劫太后者。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二十五年十二月,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左亻右隽)继穆宗为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