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阶层兴起与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因二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多是无人之地”。(1)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上奏:“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足,久致荒芜。”(2)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明朝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朱元璋说“四民之中,莫劳于农,观其终发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则举家饥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3)明太祖认识到与民休养的重要性,在施政中也注意保养民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四方水旱……灾难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4)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申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5)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历戊,工部奏层张致中上书言三事。“……其三曰,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坎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6)北方因战乱,土地荒芜,人力不足,而南方人多地少,从这里可以了解,明初的移民政策是有必要的。明政府实行移民开荒,由府县给予农户耕牛种子路费,有力保证了移民政策的施行。
除了恢复经济的措施外,明政府还特别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不种桑的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这种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初种植政策得到较为有力的实施,湖广布政司二十八年报告,“所属郡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在十亿株以上”(7)。广泛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生产原料,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蚕丝生产与丝织工业。
市民阶层的产生托因于城市手工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和城市商业的扩张。移民屯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为明初经济恢复和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中叶以后,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 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吕坤《去伪斋集》卷二指出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情,“或给帖充斗称牙行,或纳谷作粜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平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8)明代何以从事“工商”的人如此众多,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明政府在江南采取重赋。“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9)一部分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离开土地,造成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他们正是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余谓正德以来,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固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
,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业,不加烦恼。……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未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10)其次,明末匠籍制度使从事“工商”的人口大大增加。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洪武十九年,开始实行工匠的轮班制,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成化、弘清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工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变为纳银代役。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工匠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为他们从事“工商”提供了条件。最后,明中叶以后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大部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从而使他们转事工商成为可能。嘉靖十年时就已出现了一条鞭法,后为张居正施行全国。一条鞭法中规定:“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11)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意味着力役的取消,而由政府雇人充役。其二,把力役摊入田赋中征收,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二中讲到:“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12)
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的生产的萌芽,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最为典型。据《吴江县志》卷三十八记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丝挽。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于此其业者,相沿成俗。……有力者,(始)雇人织挽,贫(者乃)自织”。明代后期,此类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的机工的数量更加庞大。两者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整体。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13)再如以矿冶业称最的广东地区,此类手工工场的规模相当大,“凡一炉矿,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家,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14)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大量吸收城乡的破产者,使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的主体部分。这些受雇者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工场、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的关系。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织工,有纱工,有煅工,往往百十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这种自由雇佣,“自由”出卖劳动力正是明末市民
阶层的一大特点,决定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实质。
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商业日渐繁荣,逐未营利尉成风气,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为显著增长的阶段。《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寻至正德未嘉靖初,隆庆间,则稍异矣。出贾昧多,土田不重。操资多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争,各相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沃臻矣。……迨致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既少。”(15)由于商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商的南北交易,大大促进了物资的交流“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6) 1598年,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陪同下,沿北上赴京。在南京至北京运河的旅途中,他看到明代运河和沿途各埠经济繁盛的景象,他生动地记载:“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泽不绝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有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17)所以京畿地区什么也不出的,又什么也不缺乏,“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从私商利用漕运贡船实情看,在商业资本带动下,运河经济已开始被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异
化。
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外冈镇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镇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例,嘉靖以前尚“城多荆榛草莽”,到隆庆万历年间已是“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再看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迨成化弘治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18)江南市镇的勃兴表现乡村都市化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此类市镇的居民主要已是工商业者。吴县“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而牙侩辏集”。瓜州“居民悉为牙侩,贫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口,弗事农”。(19)与此同时,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明初的百年间全国即已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等三十多个大都市,北京、南京的人口更达到百万。大都市镇的发达使得集中在城镇都市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大影响。
二,市民阶层兴起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的矛盾,又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而影响到晚明社会的整体风貌。
首先在政治方面,市民阶层要求取得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斗争,使晚明中国的政治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随着商业资本的渗透,私人地产迅速发展。封建等级地主在土地商业化过程中受到了打击,代之以新兴的商业地主。明中叶后土地私有达到极盛“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逐有一户而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此亦田产之一变也。”(20)列宁分析俄国农奴制的衰落过程“封建政治的基础即以土地为标志的权力日渐式微,而货币的权力则日逐增长着,土地日益卷入商业流通中了”,(21)只是这种变化在中国要缓慢含蓄的多。这些市民阶层的豪贵集团要求取得政治和经济权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民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普遍承认私有财产和重视‘在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为其特征”。(22)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社会绝对的君主集权与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相对立的,具体的表现是万历年间市民阶层的反“矿税”运动。明神宗为保证其挥霍,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征税。“至万历中叶,矿使四出。久之内府之藏冠绝千古,而上拥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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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等级的斗争不同于以往农民的暴动,不直接以更替政权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企图通过改良维护该阶层的利益。其中斗争最坚决的是平民阶层,最初只是反对内监和“矿税”,而大规模的市民运动要在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运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万历三十年)税监杨荣,肆虐激民,民不胜愤,火其厨房,杀委官张安民。”(25)其后,在湖广、云南、闽粤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反对矿税的斗争。
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运动的标志事件,是天启年间,在长江流域以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运动。东林党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东林党认识到,要澄清吏治首要严肃京察,限制最反动的上层官僚和宦官的特权。“长安(指京师)之贿风不戢,则外吏之盗行难除”。万历十五年丁亥京察是东林党整饬吏治的尝试,及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虽都失利,但东林党人的影响就从这里开始。赵翼说:“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并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东林党代表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阉党代表最腐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时候,落后的东西不会自动地消失,反作最后的挣扎。这场斗争因为东林党的组阁演化为政治迫害,“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阉党炮制了《东林朋党录》等诬蔑东林党的文字。东林党与历朝朋党不同的是东林党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尤其是市民阶层。“他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集团,而是江南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层的联盟”。(26)因此东林六君子狱引发“士民”的反抗运动不足为奇。如杨涟被逮,“都市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旌而夺公”。(27)再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而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甚至有暴力抗法的,黄遵素被逮后,锦衣卫“凌铄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这些抗议运动正发生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常一带,也正是市民阶层最集中的地区。明张溥所撰《五人墓碑记》可以略见梗概:“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愤而死焉者也。”(*蓼洲周公即周顺昌,字昌文,号蓼洲,万历进士,历任推官、吏部主事,后被阉党下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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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阶层兴起后不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社会风俗和文化取向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逐末营利成为风气,商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文化领域充满新旧矛盾。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君主专制政治仍占据局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市民阶层对金钱和享受的追求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勇敢的挑战。
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士林风气上。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士人标榜的信条。到了明季,仕途未明而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明末冯梦龙所著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四十九卷《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中记有“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士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市民意识是恃强大的商品经济为依靠,随着商业资本的膨胀,封建传统的观念产生动摇,知识分子在此冲击下产生分野:一类仍局郁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正统观念:一类受到商业思想的影响,开始认同并融入商业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入仕作官固然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但真正科甲出身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而会试每三年一大比,一次不过录用二三百人,有时更为不济。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子。上谕考官杨士奇,“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试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30)读书人入仕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科贡官。凌梦初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写道:“浙江温州府曾有一个廪膳秀才,
姓韩名赞卿,屡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贡,到京赴部听选。选在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但科贡官不但地位与进士官无法相比,而且升迁机会极渺茫,即使少数能进身为大僚也常遭进士官的区度《日知录》卷十七也有言及此事的“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犹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31)《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中即讲到科贡官的难处。“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悔气遇者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科贡又是按照常例因循而下,大部分的读书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既然言私言利已成风气,在生活所迫下,从事工商亦是顺理成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借是也”。(32)
其次,市民阶层兴起对晚明学术的影响,晚明学术一大特点是启蒙思潮对人性的解放。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文艺是市民阶层的产物,那么晚明的新思潮可以看作是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互相交流融汇的结果。农业社会中,封建君主为了在思想上钳制民众的觉悟,大兴官方学术。西汉初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宣扬独尊儒术。魏晋的谶纬图学及至唐宋儒释合流终于形成宋明理学,理学的发展正是封建统一帝国及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理学正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朱熹云:“凡有形之象及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则道也。”把理视为一切事物不可逾越的必然,认为理在物先。“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以有否?曰:只是都有其理而理。天地万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33)朱子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34)一句话暴露了所谓理学就是要维系君臣父子之理,最终目的要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家兼把孔子的“克己复理”提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高度,违背了学术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人性。“中国人民所服从的‘存天理,灭人欲’之原则,正如黑格尔之所谓普遍的意志一样,服从就只是服从而已,全无反省与自我可言。”(35)戴震对“
賣?惞ャテヒモ蠇アオトムァヒオシォホェヘエゴ」ャニ葭ヤモミヤサ」コ。ーハ・ネヒヨョオタハケフ?ツボイサエ?ョヌ鬟ャヌ?萼訒ャカ?ツヨホ。」コ蟯サヨェヌ鰒ョヨチ」ャモレマヒホ「ボクミハヌホスタ惞ャカ萢スタ橾゚」ャヘャモレソ眤スキィ。」ソ眤ヤキィノアネヒ」ャコ袵ヤタ栁アネヒ。」。ア」ィ36」ゥ
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阐释新的经济条件下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要求。他们把学术同时政相联系,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市民阶层要求参政议政的社会思潮相一致。李塨在《未坠集序》里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人才者,政事之本,政事者,民命之本”,(37)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清谈,而要关心“民命时务”。启蒙的学者在他们的学说中反对理学的思想禁锢,倡导自由的风气,广泛传播土地的平均思想。启蒙学者,早如东林党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反映市民阶层天生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呼吁“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
启蒙学者在经济思想方面反映市民阶层的基本要求,在他们中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李贽曾说道:“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谷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天然之理,心至之符。”(38)商品经济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并确保商业合约的履行。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谈到私有财产权和信用问题对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正缺少这种体制。传统上对私有财产没有根本的法律保障,未经审判而剥夺私产或在审判中不注重保护私产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中国法律着重于刑法,表现在比如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如契约行为),要么用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的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39)市民阶层主要成份是商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属于“工商”之类,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一贯传统中,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手工业者、商人尤其是后者的职业价值一直未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传统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行为和贪欲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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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市民阶层兴起促使俗文学的发展。大夫文人长期盘桓于都会市廛,混杂于市井众生之间。久之耳闻目染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渐渐与市民阶层有更大的接近。这一时期俗文学的创作达到了高峰,说明了知识分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市民阶层,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状况,生活情趣,熟悉大众的语言,甚至商业行情。他们创作的文学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如这一时期的《三言》、《二拍》等都极力展现了市井的风情,繁盛的城镇景观,商贾们走南闯北的贸易活动。当时社会的生产情况逼真地形诸笔墨,构成一幅晚明的社会世情画像。小说往往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一一展现出来的各色人物集中反映晚明之际,封建传统农业经济与新兴商品经济矛盾冲突的现实。在这些小说中,人物性格更加张扬,对人欲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在文学作品中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宣扬尘世利益和现世享受的主题共同汇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启蒙的洪流。
小结
十七世纪,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最高峰,新的经济因素迅速增长,随着商品经济渗透到城乡,城镇大量兴起。城镇中以商人、作坊主、手工工匠及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形成一只新兴的社会力量。然而中国毕竟没能在新的经济道路上充分发展,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的中国。这里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一句话作一解释“其中最离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效的作业”。
作品相关资料 岭南三忠之陈子壮传
闪爵读书 更新时间:2006-8-7 18:58:00 网址wWw.shanjue.com字数:1397
今天看了jackhome大大的建议。柳丁觉得受益非浅。关于近代军队柳丁也查过资料。所以在一开始的建设中就让孙露统一的计量单位。订立了炮兵专用的规则条例。炮兵应该没问题的。现在义勇军装备的火枪是射程远的线膛前装枪。不过柳丁打算以后升级为单发后装枪。至于骑兵问题。柳丁也一直很头痛。这可是南方军队的一大弱点啊。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还有对于大大关于改革要在基本和平安定的时代进行的提议。柳丁有自己的想法。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每次都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可每次都没成功。所以柳丁觉得“要革命不流血怎么行!”J
对不起,一不小心删了大大的最后一张帖子。不过柳丁已经保留了。会在12月份的回复中回复大大的。嘻嘻,今天偷个懒上传一篇资料。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沙贝村(今属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村)人,生于公元1596年,罹难于1647年,享年51岁。
子壮少聪颖,是“七岁能文”的神童。有一年中秋佳节看不见月光,一位在陈家赴宴的嘉宾颇感遗憾,便信口吟两句古诗:“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银灯照碧波”。年仅七岁的陈子壮听罢,即随口应句:“待我明年游上苑,探花因便问嫦娥”。诗句一落,赢得满堂喝采赞叹。更为巧合的是,时隔16年后,陈子壮果然高中探花,成为岭南传诵一时的佳话。
陈子壮生性耿直。那时奸贼魏忠贤等把持朝政,曾想笼络他,要他写“元勋”二字送给魏;陈对此极为反感,不写。一次典试,他还撰文揭露和论述历代宦官之祸,进呈给皇帝,因此,陈子壮与父亲同时被削职归里,居于广州的盐仓街。魏忠贤集团垮台后,他才得复出,任职礼部右侍郎。但因抨击时弊,不合崇祯心意,再度罢官,隐居在白云山云淙别墅,在城南重兴南园诗社,与“牡丹状元”黎遂球、南园后五子欧主遇、女歌人张乔等,在抗风轩内常举行文酒之会,至感国事日非,痛心报国无门。
不久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先后分立的南明政权均被各个击破。隆武二年(1646年),广州城陷,陈子壮和弟弟陈子升毁家纾难,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举旗誓师,南明永历帝授他以东阁大学士,封兵、礼二部尚书的官职,领上方宝剑,总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他和陈邦彦、张家玉等义军,在广州城郊、增城、清远、高明一带互为犄角,狙击清军。后来这三人被人称为“岭南三忠”。他们又会集舟师六千余乘战船进攻广州,可惜因城中内应失误,谋泄事败。这一仗,陈子壮的大儿子壮烈捐躯。最后,在高明县三洲的保卫战中,因清兵掘地道偷袭城池,兵败被俘。
清廷鹰犬两广总督佟养甲以杀害陈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陈子壮却宁死不屈,说道:“权操手,不在子壮”。佟养甲逼降不成,老羞成怒,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将陈子壮处以惨无人道的“锯刑”,即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但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据说,这时陈子壮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行刑时,佟养甲“遍召广州诸绅,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凶恶地问道:“诸公畏否?”可是陈子壮依然骂不绝口。
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曾据此典故编成大型历史粤剧,名叫《血染越王台》,各地纷纷上演,社会影响颇大。近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在沙贝村陈家祠建立陈子壮纪念馆,作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以纪念陈子壮的业绩。
作品相关资料 红溪惨案
闪爵读书 更新时间:2006-8-7 18:58:00 网址wWw.shanjue.com字数:711
呜呜~~~~早上一来看见各位大大如此详细的书评让柳丁感动得五体投地啊。Jolnhome大大你的书评不会打击柳丁的。因为在大方向上面柳丁原先的设定是和你一致的。还有谢谢各位大大给柳丁打的广告。再次感动不已得脱线中ing。
青翼蝠王你所说的是不是《红溪惨案》啊。在这事件上柳丁强烈的鄙视乾隆皇帝。以下就是关于《红溪惨案》详细资料
1740年10月,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1727年和 1736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10月9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制造了“红溪惨案”,屠杀华侨近万人。但当第二年荷兰派使者来华谢罪时,乾隆大帝却回答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作品相关资料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
闪爵读书 更新时间:2006-8-7 18:58:00 网址wWw.shanjue.com字数:1619
呵呵,不知道各位大大文言文学得怎样。下面这篇是史可法的原文。仅供参考。这段时期作品进度慢了些,也很忙。不过偶明天还会来更新一章的。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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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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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资料 南明崩溃的诱因——弘光太子案
闪爵读书 更新时间:2006-8-7 18:58:00 网址wWw.shanjue.com字数:2686
有些大大对小说中“弘光太子案”描写觉得有些唐突。确实柳丁特意改写了这段历史。一方面是为了使结构显得紧凑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事件真实情况让人哭笑不得但又不得不写。无论是马士英还是东林党在其中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下面是历史上真正的“弘光太子案”资料。应该能让各位大大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更好的了解。
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朱翊均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军攻陷时,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出逃至淮安。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陪都南京府部官员开始商议由谁来监理国家政事。督师风阳总兵马士英送书信给史可法和兵部侍郎吕大器,“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请尊朱由崧监理国事。当时官员们各怀心思,大多意属潞王朱常淓,因为“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但“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四月,福王开始正式监国。五月,即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此为“南明三朝”之一(弘光、隆武、永历)。
次年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萁秘密上奏,报告先帝(崇祯)所立的太子在浙。崇祯当初有七子,老二、老六、老七均夭折,其他四子为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照、悼灵王慈焕。甲申之变后,太监栗宗周、王之俊将太子及二王(永王慈照、定王慈炯)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还算客气,给这个明太子封了个宋王的头衔,拘于刘宗敏处。到李自成兵败,仓皇撤离北京之后,太子及二王遂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了。 但是,不久这位“太子”却在江南现身,并引发了一场动摇南明脆弱根基的大地震。
寻访太子及二王是弘光朝很多官员上书内容,所以朱由崧也不敢过于怠慢。三月初一,福王命太监李继周前往浙江召“太子”至南京,令宫廷内的官员迎入宫内,宫内官员认为此人不是太子。上报后,又令移居于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家,传令文武百官识认。大学士王绎指着明前任讲官方拱乾问:“此何人?”回答说:“是方先生。”而另一讲官刘正宗趋前说,“此人我不识,非太子也。”王绎又问:“先帝亲审吴昌时,太子立于何地?”不能回答。经反复审讯,此人招供,他确实并非真太子,乃高阳人王之明,驸马都尉王昺之孙,因战乱逃难至南方,遇高梦萁家人穆虎。受其唆使遂假冒太子。
按常理,此事本来到此为止了。然而,此时的弘光朝“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马士英尚不肯罢休,他虽已大权在握,但反对者也多,所以想借此机会整倒政敌。三日后在午门外进行审讯,高梦萁、穆虎招认诈伪,下交刑狱。马士英令司法部门继续深挖挖此案背后的主使人及附和者,意欲再兴冤狱,遭到众臣抵制。当时朝中颇有权势的大臣如左良玉、黄得功、刘良佐、何腾蚊等人接连上书,劝朱由崧对此案要慎重处理。而朱由崧只信马士英,对忠言执意不听。
朱由崧本就是无能之辈,和死于李自成之手的乃父一样贪杯好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崧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朝政掌握在马士英、阮大铖手中,“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早引起众臣不满和抵触。朱由崧对马、阮作为并非不知,也有过罢意,“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赂福邸旧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谁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
太子案的升级正是此背景下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缘故,此案风云再起后,真假忽然模糊了,“南京士民哗然不平。袁继咸及刘良佐、黄得功辈皆上疏争。左良玉起兵亦以救太子为名。一时真伪莫能知也。”到后来,朱由崧亲自出面澄清,但为时已晚。“王亟出狱词,遍示中外,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
除太子案外,同时间还有另一件颇为轰动的童妃案。一位童氏女子至京,自称为福王之妃,朱由崧拒不召见,交付锦衣卫监候。童氏原是一宫女,洛阳被清军攻破时,童氏逃到尉氏县,与福王同居并生有一子。福王南下,童妃与太妃均各自失散。福王即位后马士英从河南迎回太妃,现在这位童妃又自动上门认亲。广昌伯刘良佐上言:“童氏必定不是假冒。”连马士英也认为:“如果不是关系真情,谁敢自称是陛下的王妃?”福王始终既不见面也不回应,令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审讯。童氏详细书写入宫的年月,以及与福王相遇别情,甚为详细,请冯可宗呈交朱由崧阅。冯可宗却因此被撤,改由屈尚忠审理。屈尚忠对童氏严刑拷打,童氏不久便死在狱中。这两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
当时,南明诸将以镇守荆楚的左良玉实力最强,“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最为马、阮所忌。“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曾为左良玉监军的御史黄澍回京后,因弹劾马士英被陷害,逃回左良玉处,“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良玉亦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
左良玉发兵沿江东下九江,内战开打。马士英急调江北前线镇兵堵击,“乃遣阮大铖、硃大黄、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之西。”致使江、淮防线空虚。清军看准了这个机会,豫王多铎乘虚而入,统兵渡淮南下。“时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请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好坦白的一句话,真正道出了政治倾轧的真谛,而这也正是南明轻易丧失了江南半壁的原因。
就这样,仅仅一个月之后,“会良玉死,其子梦庚连陷郡县,率兵至采石。得功等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大清兵已破扬州,逼京城。”五月八日,清军突破虚弱的长江防线,十一日兵临南京城下。朱由崧逃往芜湖,后被清擒杀。马士英携太妃,身边仅有黔兵四百(马是贵州人),奔浙江而去。京城宗室大臣从赵之龙、汤国柞,文臣自王铎、钱谦益以下,文武官员数百名,军士二十三万,开门投降。不久之后,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降清,南明的第一个王朝就此覆灭。
小小一桩伪太子案,今天看来不过一诈骗事件而已,却竟使尚有江南半壁南明小朝廷顷刻分崩离析,轻易沦丧。无需为其叹息,一个连存亡危机都无法令其警醒振作的末路王朝,灭亡完全是理当如此,并非异数。
作品相关资料 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历史形成
闪爵读书 更新时间:2006-8-7 18:58:00 网址wWw.shanjue.com字数:11450
写到这里第五章快结束了。但柳丁发现许多书友对“陪审团”两节众说纷纭。有的说引入“陪审团”过于西化,也有人说是实现了三权分利的前提。恩,柳丁觉得在这里还是要解释一下陪审团的由来及其发展的。但有一点柳丁是要申明的。请勿将文中的陪审团同现在美国或英国的陪审团相比较。那根本就是两回事。书中更多的是借鉴17世纪英国的陪审团制度。毕竟有参照嘛。外加这次的审判带有浓郁的作秀色彩。可以说是孙露对江南士绅的一种妥协。另外柳丁这段时间很忙估计很少有时间上网回书评和帖子。但会尽量保持更新速度。下面转载一篇《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历史形成》。仅供参考。
作者:宋小海 时间:2002年10月15日 来源:法理与判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