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页 中国书评选集

  术评价制度的基本准则。目前的情况是“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已

  不多见，虽然怀疑作者动机和智力的现象仍有发生，有的可能没有完全

  写在文章中，现在的主要倾向是你好，他好，大家好，是无原则的相互

  捧场，是“广告式”书评的泛滥和充斥。这里是伟大的科学发现，那里

  是重要的理论创新，究竟有多少能够经得起理论批判和经验实践的检

  验，实在少得可怜。

  再次，对于被评论者来说，一是要对批评取欢迎态度，其实批评是

  件好事，有人批评，说明你的作品有人阅读和重视，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最糟糕的是人们对你的作品保持沉默，不理不睬。这才是作者的悲哀。

  二是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批评中的合理

  成分，要虚心接受，认真思考，加以改正；对于不正确、不恰当的批评

  要进行反批评，以便明辨是非；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要进行进一步地讨

  论。因为，由于批评者的社会背景、知识准备、观察问题的角度等，作

  出不当批评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因此，正当的反批评是作者的权利。

  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就是在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讨论中实现的。

  因此，报刊书评应当给反批评以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三是书评当然以评

  论者的自发行为为好，也可由作者约请他人评论，评者一旦接受，就应

  认真读书，自主评说，不能以作者的好恶为准，作者也不应出于同仁和

  朋友关系，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应借机炒作。然而，目前的现

  实是，学界的炒风颇盛。因此，笔者想对炒作说几句。

  炒作是政治家和生意人的行当，是严肃的学者所不为的。因为，炒

  作除了能够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外，予学问之事无补无益。科学是冷静

  沉思、呕心沥血之结晶，热热闹闹是炒不出来的，货真价实的东西用不

  着炒，自会有人识得，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愈显。科斯的《企业

  的性质》一文，1937 年问世，到六、七十年代方引起人们的重视，90 年

  代才获奖，就是证明。能够炒起来的往往都不怎么样，也不会长久，炒

  作的目的是为了抬高身价，名利双收，而炒的结果是名实脱节，价质不

  符，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毒化学术空气。

  最后，书评的写法多种多样，无一定之规。可以作全面的评论，也

  可以就其中的某一个观点进行讨论；可以辩论理论观点的是非曲直，也

  可以计较方法运用的正误长短；可以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开拓，也可以

  着眼于理论的应用和政策实践；可以进行同一理论对象不同分析的比

  较，也可以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和检验；可以褒扬，也可以批评；等等。

  无论取何种作法，都必须注意一点，即陈述虽然必不可少，也是评论的

  基础，但必须以评为主。缺少评论或者评论不足，书评也就失去了灵魂。

  书评自然是以本行专家评论本专业的著作为主，但是，也不排除从本专

  业的角度去评论其他专业的著作。这种评论也许会给人一个新的视角和

  一种新的意境。因为社会人文各个学科描述和分析的对象，即使不是完

  全相同的，也是相通的，只是各个学科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

  方法加以考察而已。这也是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知识综合得以实现的原

  因。这种交叉评论，对于两个学科以及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

  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和合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也是一种回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张小劲

  记得还是在 1994 年年初的时候，邓正来先生和我们几位在讨论季刊

  编务时提出了创办《中国书评》的基本设想，此后，邓正来先生又交待

  我将这一设想形成为文字，这就是后来在《季刊》总第8 期公布为“出

  版《中国书评》双月刊的计划”。从此开始，我一直参与着《中国书评》

  的编务工作，当然也包括停刊收尾和复刊启动等一系列事务，也还作为

  作者为《书评》作了另一种贡献。

  而无论参与身份如何，也无论所做事体之巨细，我个人之于《书评》

  的一个至深体会就是，在中国运作一个纯粹的学术批评的制度性空间殊

  为不易。尽管《书评》发起时的基本设想已经明确为批评抄袭伪劣之作、

  刊发严肃学术规范的评论，但在第一期编发稿件时，尤其是邓正来先生

  那篇尖锐批评的文字时，仍不免有诸多顾忌。而且在文稿刊发之后，也

  确实引致不少议论，言说《书评》意欲充当“学术警察”者有之，指称

  书评作者徒逞“个人意气”者也有之。与此相应的，则是多少有些貌似

  公允而实则不满的问诘“你们究竟有何资格评判”，及致《书评》发起

  有关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公共讨论时，上述议论更是有增无减。

  这当然是不欢迎批评者所言。在另一方面，也确有喜好“意气之争”者

  视《书评》为“大批判”园地，总想借此一吐胸中沉郁多年的块垒。这

  两方面的倾向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刊物确实造成了一种困境。

  但同时，学界同仁对于《书评》却开始有了更多的共识和认同。这

  种共识和认同当然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共同判

  断。但就操作层次而言，《书评》连续组织了几次高水平的主题书评研

  讨会，使得《书评》的根本宗旨和学术定位广为人知，对参加者和随后

  的读者而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在说，这类的活动一直是《书评》

  编务中最费时力的安排，并有最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包括首先选定较有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然后约请有关学者撰写评论文字；再将评论交请原

  书作者审阅并准备意见；在给出充裕的准备时间后，组织原作者和评论

  人座谈，在真诚坦率的对话中或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或对争议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双方的书面文字均经再度修改与书评研讨会记要一并刊

  发。为保证出版的连续性，每次书评研讨会往往会提前近7—8 个月开始

  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书评》所主张的“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

  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宗旨，所奉行的“有学理凭依的批评性对话，有知

  识积累意义的论证性介绍”选稿原则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好评，反应之热

  烈、支持之真诚和来稿之踊跃始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状况及其所

  反映的学界同仁的心态和觉悟也是《书评》在经历了短暂的停刊之后而

  复刊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聚会于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对《书评》已经做过的工

  作做总结，而就总结言，《书评》主编邓正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空间正经由学者们自己的努力而逐渐形成”的论断，实在是一个恰当的

  评语。此处之所言当包括两层意思，一则提示《书评》是由学者群体自

  觉自愿的集体性操作而生成的、张扬其学术性并因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学术场域；二则强调它是由一系列由学者自觉自愿创生且合乎国际通行

  原则的学术规则加以规范、由重视学理凭依而富创见的中国问题学术研

  究成果和遵循学术标准而进行的学术成果评价赋于其实质性内涵的学术